主题: “巴人之谜”——考古学视野下的巴人历史文化

“巴人之谜”——考古学视野下的巴人历史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向精神诉求，作为重庆人，越来越关注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先祖——巴人，是怎样生活的？

　　学术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巴蜀文化”概念以来，七十年间，由于文献、考古资料的匮乏，众说纷纭，但始终没有哪位大家能够盖棺定论。

　　说到巴人，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廪君和巴蔓子，但是更早的巴人又是怎样的呢？巴人是指一个民族？还是多个生活于同一地域内的族群集合体？起源于何时？起源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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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廪君巴国的迁徙：鄂西、鄂西北（春秋），渝东三峡地区（战国），阆中（巴灭国）（重庆市考古所供图)

 巴人起源之谜

　　在关于巴人的文献记载中，《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今本竹书纪年》：“（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 。 《山海经．海内南经》也有类似记载。《浔阳记》古地理书：“羿屠巴蛇于洞庭”。《左传·昭公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考古学对于考古遗存不轻易与民族挂钩，特别是史前时代的考古。但在重庆地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巴文化面貌却十分明确。根据文化倒推原理，向前寻找巴文化关于廪君的传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被认为是廪君时期的遗存。廪君的生活时代约在商晚期至西周，不是巴人的祖先，而是廪君巴国的开创者。

　　在鱼凫巴人的记载中，《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有蜀后蚕从，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鱼凫是蜀的第三个王朝。张勋燎先生认为鱼凫是巴人的一支，“鱼”的意思就是“巴“。地名追踪：从鄂西沿长江而上，至宜宾、雅安转入岷江到成都平原，有许多“鱼凫”、 “鱼复”、“鱼涪”、“鱼符”和“巴复”、“巴涪”、“巴符”的地名，显示出鱼凫从巴地西迁至成都平原的路线。考古发现：夏商时期 的“鸟头把勺” 同时发现于重庆、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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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槽”内的熬盐工具（重庆市考古所供图）

巴人与盐巴

　　在古代社会，盐和铁都属于战略资源，长期由国家掌控，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巴人很早就开始了对辖区内盐资源的认知、开发、利用。.盐阳盐泉：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巫山宁厂盐泉：《山海经》记载有灵山十巫，其中巫咸“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是弄蛇高手。巫臷的形象是操弓射蛇。从形象上看是两个敌对的部落。

　　《说文》：“盐，咸也”，巫咸=巫盐。《大荒南经》：巫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 据此推断，这两只居住在巫山地区的部落可能都已经发现并利用盐资源，也许就是宁厂盐泉。进而推断，大宁河亦有盐水之称。夏后启派孟涂入巫山、公元前634年楚国灭夔国，是否也是图谋宁厂盐泉？忠县泔井：《忠州直隶州志》：“泔井在州北会溪中，其地产盐，相传汉关西杨震过此凿井，俗称官井。”《水经注》：“江水又东径临江县南。王莽之盐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沿注溪井水。”

　　中坝遗址是迄今考古发现进行最早井盐生产的遗址。盐业生产的堆积十分丰厚，最深的堆积达到12米，盐业生产的废弃物甚至超过了土的堆积，为世界所罕见，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0余万件，曾被评为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坝盐业生产的历史最早可上推到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生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盐业生产的商品化、标准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东周时期中坝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对巴文化的兴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一度成为巴、楚争夺的重要对象。

巴楚关系与都城变迁

　　西周早期，巴、楚关系尚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公元前676年，巴人两次伐楚， “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秦国等在城濮大败楚军。巴人乘此机会向秦致贡，想拉拢秦对付楚，但由于不久以后秦、楚继续修好，所以巴、楚的关系似乎也一度缓和下来。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楚共王（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60年） 时期，《左传》记载有巴姬，按照当时习惯，巴姬应该是巴国王室之女。

　　战国以来，巴弱楚强，巴国步步后退。公元前477年 “巴人伐楚败于鄾” ，巴国受到重创，再也无力与楚抗衡了。此后，巴国为避楚锋芒，从此西迁，进入今重庆地区。“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公元前377年，巴蜀两国联合起来倾全力向楚国发动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攻势。 《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史记·楚世家》记：“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华阳国志·巴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史记·秦本记》：“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类似记载。

　　第一次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时候在秭归及其以东地区楚文化色彩浓重，而巴东地区稍弱一些。在巫山大宁河内则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楚文化因素的陶器，显示楚文化已经影响到了巫山地区。但是双堰塘遗址的情况同时表明，楚文化并不占有主导地位，这个时候以大口花边罐、素缘圜底罐、尖底杯、尖底盏等为代表的器物群占有压倒性优势，这种文化因素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巫山地区属于夔子国。到了西周时候，楚国的熊挚做了夔国的国君。夔子国的涵盖范围约从瞿塘峡（至今瞿塘峡有“夔峡”的别称）到今湖北秭归一带。夔子国的统治者和楚人有密切的关系，但普通民众仍然是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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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的“巴人船棺”（重庆市考古所供图）

“巴人船棺”之谜

　　1954年春天，巴县冬笋坝（现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发现81座战国至汉代墓葬，其中有21座船棺葬。同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发掘16座战国至汉代墓葬，其中有9座船棺葬。

　　船棺形如一独木舟,系用楠木制成,将楠木上面削去一小半,底部削平成为船底,两端向上斜削上翘,如船之两头。船两头各凿两孔,以便吊棺下葬。船身正中挖空为船舱,放置尸体及随葬品。此外，还有较多以独木挖成的似船棺的葬具,这种棺材与两头翘的船棺存在着差别,有的两头截齐,未砍出斜翘的头尾,有的一端截齐,一端上翘。也称之为“独木舟式船棺”。

　　《华阳国志·巴志》：“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骧、夷蜑之蛮”。

　　由于冬笋坝和宝轮院的发现，由此产生了船棺是巴人特有葬俗的认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成都平原的成都、绵竹、双流、郫县、彭县、蒲江、广汉等地 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船棺葬。船棺仅仅是巴人葬俗的说法带来挑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由此，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巴人戍蜀”的观点。可是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川西的船棺葬时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早期，那时的蜀国还没被灭亡，又何来“巴人戍蜀”呢？

　　2000年，一个有关船棺的重大考古发现被揭露。在成都市商业街，人们发现了一个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巨大墓坑，坑内共有9具船棺和8具独木棺，每一具船棺需要2～3人才能合抱，而其长度多达10米以上。在墓坑的地面，还有大型的祭祀和宗庙建筑遗迹。

　　如此规模宏大的古墓葬，被考古学家们推测为蜀王的陵墓。

　　《蜀王本记》：“荆人鳖令（灵）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

　　《华阳国志·蜀志》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也有开明五世说。

        考古学家们发现在以前发掘的船棺均为一次葬。但在商业街船棺中，能明确船棺的却只有二次葬，只有八具殉葬（或陪葬）的独木棺是属于一次葬的。再加上商业街作为一大型合葬墓，其墓中葬具又皆是一次性葬入坑内的，这说明了商业街墓葬有可能属于一次大规模的迁葬。

　　考古学家判断，商业街船棺下葬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而这正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晚期。蜀开明王朝共十二世，以秦灭巴蜀之年倒推，九世开明约与商业街船棺同时，这意味着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与古蜀国开明王朝的迁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鉴于蜀之王族都使用船棺，船棺作为巴人葬俗论断遭到了重大挑战。于是有人又提出船棺是蜀人葬俗的观点。

　　船棺葬是蜀人葬俗吗？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

　　2003年，四川达州市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发现了一些墓葬，墓葬形式推测为船棺墓或仿船棺墓。其中的大墓文物有楚文化风格，时代最早者可到春秋。

　　《华阳国志·巴志》“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 。

　　《风俗通义》：“巴有賨人剽勇。”

　　三峡考古发现表明：三峡地区的绝大多数墓葬均为箱式木椁墓。仅在李家坝遗址发现一具独木棺、涪陵小田溪发现一座仿船棺墓。这就说明巴人主体（廪君巴人）不用船棺葬俗。

　　童恩正认为，鳌令（灵）——也就是开明族可能是从四川盆地东部迁徙来的一种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最初到达川西时，定居在今乐山一带，以后进入成都平原，臣服于杜宇族。

　　同样发现在四川达州的船棺葬应该是賨人的葬俗。

　　开明族和賨人都曾经在四川盆地东部生存过，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广义巴文化民族。因此船棺葬从大的巴文化系统来说冬笋坝发现的船棺葬可能是秦灭巴后开明族人东迁或賨人中的某部分人南下的结果。

巴蜀图语之谜

　　“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巴蜀真的没有自己的文字吗?

　　随着以青铜器为主的巴蜀文化的提出,巴蜀图语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最早发现的刻在巴蜀器物上的文字，多数是些图画、图像，因此这究竟是不是文字，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巴文（1936年）、巴族文字（50年代）、巴蜀图语、巴蜀符号、巴蜀图符、蚕丝文字(李复华) 。

　　李复华、王家祐：它们绝大多数是些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接续词，也没有数目字，似乎不能构成文句，可能是一种类似传统吉祥话语的东西，用以看图解意。为此，称之为“巴蜀图语”。

　　孙华：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但这些物件、符号、图画本身并不是文字；它们只起备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记录语言。 所以他把器物上的图像文字，称为“巴蜀符号”，而不认为就是文字。他举三点理由：一是它的数量、种类太少；二是图形极端纷繁和不规范；三是与汉字共存。由于产生时代既晚，流行时间不长，而且汉字业已在巴蜀流行，因此“巴蜀符号”不可能、也无必要向文字演变。

　　有学者研究发现云南的纳西族至今仍在使用的东巴文很接近巴蜀图符。它是用“图组”提示，由巫师念诵的“图画韵语”，在简单而为数不多的东巴文字中，竟有20个单符与巴蜀图符相同，加上一些相似的图符，这样高的比例似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研究者推测，在历史上，纳西族、彝族和古代巴人、蜀人的祖先当中，都混合有一定的西部氐羌成分，或许这样一种文化血脉联系，是造成他们文字相似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东巴文可以连续书写，表达完整的句意，而巴蜀图符往往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单符，缺少连续的符号，它能起到文字的表达功能吗？在东巴文中，那些与巴蜀图符相同的字，如表达“月”、“好”、“盐”、“护手”等文字，在巴蜀图符中很少单独存在，往往与其它图符相组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假使我们认为在东巴文中的这些单符意义，同样适合于巴蜀图符，它的内含会淹没在众多的图符中吗？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巴蜀图符的确很难称作是具有完整语义的文字的话，但是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人们发现了一种的确像文字的巴蜀符号。

　　著名学者李学勤把前述复杂的巴蜀符号称为巴蜀文字甲，而把后者称为巴蜀文字乙。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巴蜀文字乙至少有70个单符。

　　巴蜀文字乙目前在开县余家坝、万州新田、湖南常德、湖南长沙、四川郫县独柏树、峨眉符溪 、新都、陕西紫阳白马石等都有发现。到了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后，中原系文字也在巴蜀地区开始较多出现。主要出现在铜印上（如“中仁”、“万岁”、“曋” ），另外也有像小田溪“廿六年戈”、青川“吕不韦相邦戈”、“成亭”漆器等。

　　巴蜀地区在战国以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巴蜀文字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巴蜀图符。巴蜀图符的确不是文字，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表意符号。

　　从附着器物的年代看， “巴蜀文字乙”最早出现的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巴蜀文字乙”与当时的中原文字在结构、形态、造字方法、书写等方面非常接近。当时巴蜀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益密切，自身内部的商品贸易、人员流通等也得到较大发展。那种仅由巫师掌握和使用的图画式的记事方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摹仿成熟的中原系文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就是巴蜀文字乙，。

　　秦灭巴蜀后，采取了使巴蜀人民能“秦言”的政策，促进了汉字在巴蜀地区的发展，特别是灭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进一步打压了巴蜀本地文字生存发展的空间，一种很可能会自我发展成熟的文字自此开始消亡了。

　　虽然巴文化的研究已经历经了70年，但是还有很多的谜团期待我们的解决。

　　张仪筑建的江州城在哪里?巴人有自己的货币吗？巴人是如何逐渐被汉文化同化的？巴人走向哪里？

　　我们期待着在座的有志于历史、考古研究的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关爱和保护我们的先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寻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揭开这些待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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