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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2/10/25 16: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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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世纪土家族的文化选择与哲学转型
作者：萧洪恩
15-17世纪是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盛行期，随着朝贡体制的完善、随着“中域” 中央政权与土家族地区联系的加深，在土司统治者层面逐渐发生了一种思想文化选择与哲学思想转型，这就是由尊命尚力向入世与超越的儒道哲学转化，形成了具有土家族特色的“中世纪哲学”。本文以此为契机，探讨15-17世纪土家族思想文化的这一历史转折。研究表明，土家族的这一哲学转型是从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诠释开始的，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思想文化事件的转换，在文化选择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入世情怀与道家的超越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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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仇杀引起改土归流，从而强化儒学价值观
据《明史·贵州土司》记载，明初对贵州土司即采取了较为严历的态度，朱元璋统治时期，“乃令军士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人杂耕，使不复疑。”明永乐八年（1410年），田宗鼎袭司主之位。田宗鼎凶暴，先后与其副使黄禧、思州宣慰田琛结怨或构兵，且出诽言发祖母阴事。时谓“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己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永乐十二年（1414）遂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贵州为内地。自是始，两宣慰废。这说明，内祸的结果，贵州的田氏土司被改土归流，结束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后，流官在原土司地区强化儒学教育。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已改变“土司循袭旧俗”的情况，强令“悉依朝廷礼法，违者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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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兴邦的这一政举，《冉氏家谱·冉兴邦传》载其“嗣孙崇文曰：酉僻陋在夷，且数千年，至是而始设学焉，此公之大德，酉人士又当数千户祝无忘者也。”此后，酉阳冉氏便教育发达，仅儒学一项，即有《冉氏家谱·瑄公传》记载“瑄公……少好儒业。……时以田祐恭拟焉” ；《冉氏家谱·月坡公传》记载月坡公“幼英敏，志意不凡，公表公器之，择硕儒为之师友，数年学日进，通经义，能文章” ；《冉氏家谱·海门公传》记载海门公“公幼而徇齐，弱冠补司学弟子员，穷经笃志，有儒士风。袭职之初，首建黉序，立先圣庙堂，令族中子弟皆入学读书，其好文治也如此，而武功震叠又如彼” ；《冉氏家谱·大生公传》记载天育公“幼业儒，精文翰，补司学选贡。援辽之役，身在行间，以功荫游击职” 。此外，《天生公时文·誓书》中还有“本慰赖先人教泽，叨戴儒冠，夙愿已足”之说，从该誓书的整个内容看，涉及到的是讨伐前任司主、天生公“麒弟”的理由。由此可知，冉兴邦在这一叛乱事件后作出的文化选择是儒学，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永乐中，建立学校，俾渐华习。三年入觐。十年大造，略比诸郡县。”
15世纪酉阳的请立还影响了土家族土司地区，如邻近的石柱土司，道光《补辑石柱厅志·土司志》记载：“（马）宗大承袭，值我朝偃武修文之时，乃建学校，延师儒，教子姓及民间俊秀，文风日起。子光裕、犹子光裁、孙孔昭皆善书能诗，兼工图章琴棋，秉家训也。”《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则说：“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湖广五寨蛮夷长官司伍里洞民田应升等奏：……因于天启三年，具状告赴通政司，蒙准送礼部看详，行令抚按，会议妥确，窃见酉阳、马喇俱皆土司，建学事例相同，况不费公帑，不扰民间、官吏，师生无容另议。惟乞速颁印信，庶文教兴，而夷风美矣。章下礼部。”又如明万历三十六年袭职的卯洞安抚司司主向同廷，即多次强调“余素有志缘例请设”学校、“缘酉阳之例，请设学额”，在其所作《广修学舍告示》、《学校序》[1][P32-34]中，对这一文化选择作了十分明确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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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美：内乱后土司自主决定设立学校，延师课读
据严守升《容美宣抚使田世爵世家》记载，田世爵是宣抚使田秀的第七子。田秀以介弟承祖父业，继为容美宣抚使，生子七人，嫡长子世宗、次子世祖、世贵、五哥俾、六哥俾、七哥俾及庶长子百里俾，田世爵行居第七，乳名七哥俾。百里俾认为自己于诸子中，年虽长而母贱，不可能得承司主之位。遂阴结其父左右为心腹，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弑父并屠诸弟。田世爵尚在襁褓，其乳母覃氏以己子代死而负世爵出奔桑植，得以独存。正德二年（1507年），田世爵得以袭职，并于正德九年（1514年）回司任事。 “……公痛惩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以故诸子皆淹贯练达，并为成材。……卒能世德重光，赫然称中兴。”“论曰：当龙溪公之初，一发千钧之际也，乃能大征前事，以诗书为义方。”
田世爵对内乱事件的文化表达，开启了容美土司的中兴，以后在容美，儒家文化绵传不绝。田舜年《紫芝亭诗集》小叙中称祖上对后辈“咸聘名儒以教之”，其次子田旻如甚至还就读于京师国子监，并在《五峰安抚司列传》中肯定“八峰诸子彬彬儒雅”，严守升在《田氏一家言》又叙中则谓“盖自子寿名家，嘉隆太初列传儒行”，姚淳焘在《宣慰土司田九峰二十一史纂序》中更肯定其具有“通儒之所用心”，土家族诗人田太斗在《读九峰公<田氏一家言>感赋》 中则直接肯定“横绝英雄笔，风声绕不休。一家私典策，半部小春秋。宣慰邦之彦，将军儒者流。摩崖碑在否，洞口水悠悠。”可见儒家文化已成为容美文化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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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价值原则：宗于儒的责任
最先接近中域文化的，是土司上层。但是在进行文化选择时却有立足于土家族巫文化传统、特别是道教文化传统的方面，这就是把承担社会责任与个人的超越人格相统一。
从总的价值取向上看，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宗于儒的责任。清代撰修的《冉氏家谱》卷首《家规》中对此点表现得特别明显，除通篇阐明的儒家价值观以外，还贬斥“僧道”，言“若夫舍正业不务，而为僧道、为优伶、为隶卒，与为贼窝盗者，告于族长祠首，谱削其名，鸣鼓而攻之，可也”。卯洞《向氏族谱·皇清敕授卯峒军民宣抚使舜公传赞》记载向舜“生子四：长正乐，乾隆十九年承袭；次正梁，二十五年入孝感县学；三正荣，学未成，熟于岐黄；四正棨，习儒业。”卯洞《向氏谱序》谓“（向）正彬，业儒有年”，其向氏之《家规》则要求培养出“雍雍有儒者之气，循循有学士之风”的儒家人才，故其族众中“儒学庠生”一类人才辈出。石柱《马氏族谱·马宗大传》则记载：“雍正间，(马宗大)承袭宣慰司职，……乃建学校，延师儒，教子侄及民间俊秀。建文庙，兴学校，……每月鸠集课文，膳以膏火，奖以纸笔以示鼓励。由是，文教蒸蒸日起，原每科取一二名，多则六七名，廪增得补府学之半。辛酉科诸生冉天拱府学选拔，皆公之功也。”马斗慧于《石柱八景诗并序》中言“从来山水之奇特，必资文人之品题，而前贤遗踪亦不容湮没而不传，使者采风无以对，儒者之耻也”。已是自认为儒生，且愿意承担儒生的责任。至于容美田氏土司，这种儒家责任感更是明显：田舜年在《紫芝亭诗集》小叙中说：“龙溪公(田世爵)自以幼遭家难失学，及生五世祖辈八人，咸聘名儒以教之。”教的结果是：追求“即看度越诸儒礼，谁并风流六代名”、“一事而不知，足为儒者耻” 、“吾问空王觅觉处，儒生自把顶门开”；其遇国仇家恨，则是“山中儒生苦难时，放眼欲歌挥泪雨”。值得提出的是，这种儒家的宗旨教育也逐渐影响到民间，如彭秋潭《竹枝词》除肯定儒生的存在及态度，如“家礼亲丧儒士称，僧巫法不到书生。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唱到明”外，也还肯定了儒家文化的民间化，即“莫追都镇地方村，总是嚣嚣市井尘。若把人物较儒雅，近来似有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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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境界诉求：崇于道家超越
土家族的知识分子虽然钟情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但却对儒家文化有某种保留而倾向于道家的超越人格，如《田氏一家言》中即对“儒”有某种批评：“从来葵藿与香 ，亦是儒家一饱需。尽道宣尼无不可，却将学圃小樊须”；“书生敦大义，岂尽诿儒酸”；“滔滔幸免儒冠误，得得还将樯事稽”。总的来讲是“架底酣清拟细嚼，儒家风味觉微酸”。
既然“儒家风味觉微酸”，那如何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得到安置呢？是道家，是“不见仙人骑白鹿，聊同老子话黄金。冷然未必真风驭，为读《南华》慨古今” ；“试问道心齐物我，不知何处重离群。”当社会出现了“机心”时，更是感叹“世事久弃庄叟梦，去来难辨塞翁机”。因此，从人格诉求看，“道心”便成了首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土家族不少的文人诗作，现今保存下来的多与“道心”有关。如冉天章“幼好文翰，娴吟哦”，有诗集，仅存一首《题仙人洞》；冉舜臣、冉仪、冉元等并有题《大酉洞》诗。湘西彭氏的所存诗文也多与“道”学有关。应该说，这绝不是偶然的，既与当地的文化氛围有关，也与文化选择有关。因为当时的这些土家族知识分子，对于不少的社会问题是“吾亦无心难作解，闭门且去叩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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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论方面看，土家族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具有儒道结合特征的气化宇宙论，并且是主要由于崇奉汉唐文化而表现出的汉代的气化论。汉代气化论的总征，在范畴上表现为使用了太极、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氤氲等一系列概念。从目前所存的文献看，这些概念不仅进入了这一时期的土家族人名——由土家语人名变为汉语人名的文化与哲学选择，如容美田宗文有《送似默丈还岳阳因呈太素公先辈》诗、有田玄（1590-1646），字太初等。同样，在诗文中也多有出现，特别是“氤氲”一词，如：“日月苍梧醉白云，九嶷秋色散氤氲。”“南望苍梧锁白云，九嶷秋色碧氤氲。”“几曾遥寄碧氤氲，此日青牛喜见君。”“珮转御沟春澹荡，夜沾金掌露氤氲。”“洞庭潇湘多白云，君山之上气氤氲。”“空翠欲流笼破衲，氤氲低就湿乌巾。”同时，也用“太素”来表现某种混沌状态：“迷迷几万柯，江山返太素。”此外，酉阳冉仪有《大酉洞》诗，问“混沌谁为凿? 灵区别一天”。应该说，这些诗文明足以反映当时土家族的诗性宇宙论。只是因诗文佚失太多，目前只发现上述用法。不过在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中则多有此类说法，笔者还曾在容美土司辖地搜集到一个含缊“五运”的宇宙演化论序列。这一演化图式已土家化为由一气生日月，由日月合生太易，太易即土，太易（土）又生太初(金)、太初又生太始(水)、太始生太素(木)、太素生太极(火)，最后化生万物。从这一演化序列看出，在“气”的基础上生出的日月，正好是土家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的反映；以后的“土”——农耕的基础、“金”——生产工具、“水”——农业生产的环境依赖、“木”、“火”——生存的基本条件等，则体现了土家人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并区别于中原地区的五行顺序。这种带有神话形态的宇宙生成论，对土家族的文学、天文学和哲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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