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土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

土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
作者：伍湛

     在历史的长河中，土家族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是一个能动的历史因素，有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变动轨迹。笔者就近年来数度前往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在宇宙间“动定转化递进律”的支配下，土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不断前进的，又是多阶段的，依其历史发展秩序，已知的有始初期、定形期、曲折前进期、繁荣昌盛期诸阶段，动定更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土家族的历史时态及其各个时态的特征都受到这个民族自身内在的演进轨迹所支配。 
  
    始初期的土家族，其构造单元，显然不只一个而是多个，系“多因复成”，因为湘鄂渝黔的土家族，现在是一个整体，而古代(始初期)则不一定源于一个共同的氏族血缘部落。公元三世纪，宋人范晔所著《后汉书》一书，就把当时居住在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的土家族先民依其不同的民间传说与不同的心理素质而分为“廪君”种、“粲瓠”裔两大部类。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不可避免地有着汉族封建统治者的偏见和对少数民族的辱蔑，然而他能够把这一带通称日“南蛮”的非华夏民族加以比较和鉴别，找出其间的相同与不同，共性与个性，然而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了某种科学价值，同前人相较，也算一大进步了。因此，只要我们不作古人的奴隶，既不照抄古书，也不因噎废食，妥善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武器，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将神怪性复原为自然性、人性。那末，《后汉书》中记载的史料，对于我们今天来研究土家族始期的构造单元，是足以发人深省的。近年来，重庆市民委工作组在渝东土家族地区调查，发现目前土家族的文化宝库中，既有“廪君部”文化遗存，又有“槊瓠部”文化遗存。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学术思想必须从五十年代潘光旦教授“由巴而土”的公式及其单一结构说中解放出来，才能实事求是而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设若土家族始初期的构造单元是“多因复成”，那末，重庆的土家族源于什么呢?笔者浅见： 

    重庆土家族，居于渝东南的酉阳、秀山、彭水、黔江、石柱等县。这一地区，襟湘带楚，拊背黔贵，处在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湘汉平原结合部，“五溪”上游，武陵山脉支蔓其间，境内山势巍峨，溪流纵横，飞瀑奔泻，溶洞峥嵘，峭壁锁江，险自天生。史称“九溪十八洞”，古巴子国“南鄙”。

    据汉文文献记载，在这史称“九溪十八洞”，巴子国“南鄙”的地方，古时居住着一些溪洞“蛮”人部落。周秦之际，名日“奴猿夷蛋”。依据有三：一、《秀山县志》载：“秀山溪洞蟠深，自古居奴猿夷蛋之蛮。”二、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载：“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析丹，接楚商于之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奴猿夷蜑之蛮民。”三、《太平寰宇记》载，猿人习俗，“遭丧乃立竿悬布置其门庭中，殡于别所。至其体燥，以木函置于山穴中。”酉阳、秀山等地山谷间，悬棺、岩棺至今尚存。 
  
    秦汉以后，汉族封建统治者的史册之上，奴猿夷蛋“蛮”人活动踪迹历历在目，只是称谓有所变更罢了。《南齐书·蛮传》：“武陵酉溪蛮田思飘寇抄。内史王文和讨之，引军深入，蛮自后断其粮。”《太平寰宇记》：唐末，“黄巢之乱，酉阳蛮叛”。《酉阳州志》：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王辟起义，攻克旧州，进入重庆，“酉阳群蛮起应之”。《元史·地理志》：“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重庆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蛮。”《元史·本记》：延佑七年(1320年)十月，“酉阳耸侬洞(今秀山宋农)蛮田谋远为寇，命守臣捕之”。泰定三年(1326年)二月，“酉阳寨冉世昌及何惹洞蛮为寇。《明史·土官传》：弘治十二年(1499年)，“宋农寨蛮贼纠胁诸寨洞蛮杀掠焚劫”。清《乾隆湖贵征苗记》：“贵州苗略定和琳亦定秀山县苗”。“苗叛时，惟沿边土蛮不从乱。土蛮者，故土司遗民也，聚众自保，苗甚惮。”

    “蛮”之一词，固然在我国古代系泛指长江以南各地与汉人异俗之诸少数民族，如苗、彝、越、壮、侗、土家等，但冠之以地名之后，如“武陵蛮”、“酉溪蛮”、“九溪十八洞蛮”、“宋农蛮”等等，则付与了这类“蛮”人以某种特定的含义。因而从周秦时的“奴獽夷蜑之蛮”到清时的“土蛮”、民国时的“土家”，历史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令人不得不得出如斯结论：重庆土家族源于古代奴猿夷蛋诸溪洞“蛮”人部落。 
  
    人们要问，奴猿夷蛋诸溪洞“蛮”人部落，是“巴人”呢或者不是“巴人”? 
    
    《华阳国志》载：“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日：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睢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属有濮赉苴共奴猿夷蛋之蛮……”所谓“属……蛮”，就是当时归降于巴民的少数民族而给予“属人”的地位。巴在周时是西周王朝属下既有“黄炎之支”，又有“奴猿夷蛋之蛮”的一个多民族的“子”国。作为“巴子国”之人或“巴”地之人而言，“巴人”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表述而不是民族性概念表述，“巴人”之内既有具有巴文化(实质上是中原文化的地方化文化)、习周札的“黄炎之支”，又包括巴国属下的那些没有巴文化、不习周礼，俗与“民”异的奴猿夷蛋等“蛮”类。正如今天的重庆人中包括重庆的土家族一样。但是，就民族属性而言，狭义的“巴人”仅指前者，不含后者。因为，奴猿夷蛋之蛮同黄炎之支的巴人，两者既无共同的语言，又无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蛮”与“民”有质的差异。如果说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晋人常璩尚能加以某种区别，那末，我们今天又何必把这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混在一起呢!

   秀山姓杨的这一支土家人，也是来自贵州的，但非“夜郎”之后。《秀山县志》载：宋理宗谆佑十三年(1252年)，秀山诸洞苗夷互相寻仇纠杀”，孟溪(在今贵州省)土同知杨通晟率子及孟溪土兵平乱，占据邑梅、石耶、平茶等地，置宣化、承化、顺德等军民府，自署其子为“土知府”。《秀山县志》和《杨氏家谱》都说，入据秀山的贵州孟溪杨通晟是诚州杨再思的九世孙，杨通晟的祖父杨再西在宋孝宗时袭先为思州(今贵州思南、湄潭等县)沿边军民万户总管。《靖州直隶州志》，记，“杨再思、州人，五代末、为五溪长”。  《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亦载：“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首领杨蕴始来内附。五年，杨通宝始入贡，命为诚州刺史……崇宁初((1102-1103年)，改诚州为靖州。”唐、宋时的诚州、靖州，就是现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黎平县与湖南省会同县、靖县一带，是侗族和苗族居住的地方，杨再思被当地侗、苗族中的再思裔尊为祖先。所以说，重庆土家族的某些先民又在一定程度上同黔东南、湘西南的侗、苗族有亲缘关系。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当今社会调查资料表明，重庆土家族族源如“帝”。如果说长江江源如今发现通天河之上尚有正、南、北三源的话，那末，重庆土家族族源问题不无近似之处。最早居住在渝边溪洞地区的奴猿夷蜑诸“蛮”部落可谓重庆土家族的正源，春秋之后来自涪万地区的巴民是其北源，唐、五代、北宋时来自贵州的黔人夜郎遗裔和侗、苗族先民属于南源。经历了一千六百年到两千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三部分人互相接近，互相渗透，产生了自然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我国西南、中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稳定共同体——“土家”。“多因复成”是重庆土家族族源结构的基本特征，“由巴而土”的单一结构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辩证法。 

   实施土司制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使土家族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由始初阶级进入到定形阶段，由一个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由“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恩格斯语)进而为文明民族。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土司制实施后的客观条件，是土家族形成的“温床”。 
    
    因为一个具体的土司是建立在数个或者十数个乃至数十个“蛮州”的地域之上的(如酉阳土司)，这就进一步消除了溪洞地区实行羁縻州时村与村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壁垒，使人们的社会活动突破村寨，部落或部落联盟范围而进入较大的社会活动场所，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近。各村寨、各部落之间原有的不同语言和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逐步向着同一化和统一化的方向发展。同一语言、同一风俗习惯产生的同一文化上的同一心理素质，像地心引力一样，使人们进一步紧密聚成一个民族性的人们共同体。这一民族性人们共同体又被土司制的地缘组织形式相对凝结起来而成为一相对稳定的具有土家特色的人们共同体。然而，土司辖区之外的地方，即实施“郡县制”、“流官制”的地方，纵使住有古代渝边溪洞蛮人的亲属部落，如重庆开县、云阳一带的古“开州蛮”、奉县一带的古“信州蛮”，当其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时，由于不具备土司、土官制这一有着决定作用的空间因素(也可以说是不具备土家族形成的“温床”)，也就必然融合于汉文化的***大海之中而成为汉民族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要看到，固然土司制的实施在客观上铸成土家族形成的温床，可是，渝边溪洞地区并不是一个土司而是大小六个土司，整个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更不是集中于一个土司而是分散隶属于湘鄂渝黔四省的数十个土司。如此众多的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壬其土”(《明史》)，各自为政，各行其事，这就深刻地影响到湘鄂渝黔边境土家族地区这一整体范围内，各个土司辖区(即局部范围)内土家族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发展的多型性。尤其在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心理素质上表现较突出。

   “崇拜祖先，敬奉土王”，在湘鄂渝黔土家人中是一致的，但所敬土王的具体偶像则不一致。往往因地而异。据笔者所知，湘西永顺、保靖一带的土王庙，供“彭公爵主”、“田好汉”、“向大官人”三人。鄂西土家族人民尊敬毛土司覃垕为“覃重王”。相传每年六月初六“晒龙袍”，到摆手堂前敬土王菩萨，就是“悼念土司王覃垕这天遇难血染龙袍”。秀山地区的土王庙(或称土主庙)，其偶像人物不同于湘鄂。邑梅、石耶、平茶一带供的是唐诚州刺史杨再思。上、下宋农祭“宋思州刺史田祜恭”，即田氏之先人。《酉阳州志》载：“田氏之先，为九江、大江、小江酋首，故日土王、王最灵，春秋二祀，虽田氏子孙主之，土人元不毕集”。酉阳县中部和西部，又与秀山有别。当地无土王庙，建有“三抚庙”，供奉“冉宣慰”、“田宣慰”、“杨宣慰”三人。湖北来凤、咸丰一带，与酉阳相似，多立“三抚宫”，供覃、田、向三尊祖宗神，《来凤县志》载：相传覃、田、向“三挣神”，原为三姓土司，“生有惠政，民不能忘，故设而祭”。 
    
    在民族文化方面，以舞蹈为例，湘西永顺、龙山等彭氏土司辖区，盛行“摆手舞”。各地建有“摆手堂”，每到正月新春，土家族聚居的村寨都要聚众跳“摆手舞”，长达七天七夜。鄂西土家族地区，有的跳“摆手舞”，有的跳“跳丧舞”。跳丧舞至今流行于清江及溇水一带(容美、忠孝等土司辖区)，即在灵前击鼓，两人对舞，一对两对直至几十对，边舞边唱，歌声高昂，舞姿粗犷，有的专家认定属摆手舞的前身。重庆秀山，又不相同。该县上、下宋农等地，六十年前有群众性的摆手舞活动，后来没有了。没有摆手舞并不等于没有土家族文化，摆手舞业已转化为今日的“秀山土家花灯”。秀山土家花灯是在传统摆手舞的基础上，吸收了苗、汉民族文艺精华，创造出来的一种具土家特色而为土家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民族形式。 
    
    婚姻、家庭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一般地说，是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湘鄂渝黔各土司属下的土家族人民在这一方面，也存在着发展不平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