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秦汉时期澧水流域土家先民史略

秦汉时期澧水流域土家先民史略
作者：戴楚洲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设郡县，改官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新的封建政权。秦朝设置的黔中郡慈姑县辖澧水流域各地。两汉时期，朝廷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改慈姑县为零阳、孱陵、充县。秦汉时期，澧水流域聚居着土家先民，保留着部落组织，由土家首领统率。澧水流域土家部落与封建朝廷保持臣属关系，担负封建义务。本文试图阐述秦汉时期澧水流域的建置沿革、民族战争及其经济发展概况。

    一、秦汉时期澧水流域的建置沿革 

    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在濮人、巴人、楚人居住地区设置巴郡和黔中郡。据《史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公元前277年，张若跟随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到沅澧流域，正式为秦国设置黔中郡。留守将领修筑“张若城”，统治沅澧流域。清代《读史方舆纪要》亦载：“秦昭（襄）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白）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张）若筑此城以拒楚。”黔中郡郡治设在今沅陵县太常乡窑头古城。明代《万历慈利县志》曾载：“秦始皇庚辰（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慈姑县。”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建置沿革》亦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慈姑县，隶黔中郡……城在慈利（县）官塔坪。”慈姑县县治在今慈利县零阳镇太平村官塔坪。慈姑县管辖范围较大，包括澧水流域各地。明代《隆庆岳州府志》记载了慈姑县由来：“慈利在府西七百五十里，以土俗淳慈，得物产利，名曰慈姑。境内有七姑山，姑之义疑取此。”

     汉承秦制，继续实行郡县制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将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废除慈姑县，将它分为零阳、孱陵、充县。其中，零阳县县治在今慈利县白公城，含今慈利县及常德市石门县、临澧县、澧县一部。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记载：“白公城，在（慈利）县治东三里阳适山下，零水旁。”孱陵县县治设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含今安乡县、津市市、南县、澧县一部。充县县治在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古城堤，含今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慈利县西北部、鹤峰县东南部、宣恩县、来凤县。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改充县为临澧县，县治仍在古城堤。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澧水出武陵（郡）充县西历山，东过其县南……充县废省，临澧（县）即其地。”清代《乾隆直隶澧州志·古城邑》明确指出：“临澧城，晋析充县地置，在永定县城。”清代《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晋太康四年，充县废省，临澧即其地。县（治）即充县之故治，治古城堤。”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古城堤遗址出土的东汉简牍有“充长之印”等字。东汉时期，武陵郡辖境与西汉武陵郡辖区基本相同，仍辖零阳、孱陵和充县，还在澧水流域郡县之下设置“里”、“亭”等基层行政机构。

 《后汉书》记载了这场战争过程：“（刘）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刘）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刘）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在刘尚军被围时，朝廷派遣宋均领兵三千前往救援。援军到时，刘尚已亡，即《后汉书·宋均传》所载：“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宋）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军）已没”。公元48年，相单程起义军顺沅水攻下武陵郡郡治临沅县（在今常德市），东汉王朝再次派军万人征讨，企图解临沅之围。《后汉书·光武帝纪》亦载：“（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这次进剿仍然打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马成回朝以后，被革太守职务。次年春天，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汉光武帝刘秀遂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四万余人前往沅水流域征剿。

    据《资治通鉴》载：公元49年，马援率军由长江，入洞庭湖，进至下隽县（在今沅江市）时，汉军将领在 向武陵地区进军路线上产生分歧。马援主张进军路近而水险的壶头山（《后汉书·郡国四》载：“沅陵，先有壶头山”）。“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县）则涂夷而运远”。中郎将耿舒想走充县之道，“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而马援认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咽喉，充贼自破”。后来，派人呈报朝廷，汉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因此，于这年农历三月溯沅水向上进军。官军在临沅县西南部临乡（今桃源县兴隆街乡）与相单程起义军打了一仗，初战告捷。《后汉书·马援列传》载：“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马）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官军取得临乡战役胜利以后，从桃源县溯沅水向沅陵县进发。

     同年夏天，汉军被困于沅陵县东北部壶头山下（在今沅陵县高坪乡水田村）。壶头山位于沅水清浪滩南岸，山高滩险，道路崎岖。汉军进至壶头山，船上不了沅水清浪滩。时值盛夏，马援大军遇到酷暑。多数士兵因不适应南方暑天气候而得疫病，马援也病倒在军中。马援将士只好在沅水两岸穿凿48个大型石洞以避炎暑。《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建武二十五年）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

《后汉书》记载了覃儿健起义经过：“（建初）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多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使）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明代《万历慈利县志》亦载：“戊寅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寇零阳。次年春，诏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兵讨之。先是，守臣募充中五里精夫四千人尝贼奋击，多所杀获。复合兵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余众悉降”。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趋于腐化，豪强势力日益扩张，地方官吏任意压榨，胡作非为，灾民到处暴动，反抗东汉王朝的斗争不断掀起。永元四年（公元92年），土家先民在覃戎统率下，烧毁邮亭，断其交通，杀死压榨成性的汉吏，东汉王朝派遣郡兵加以镇压。《民国慈利县志》记载：“和帝永元四年，溇澧蛮覃戎叛，发州、郡兵击破之。”
东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溇中和零阳“诸蛮”对“郡县徭役失平”十分怨恨，在土家首领田山、高少带领下，组成充县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攻打城邑，杀死官吏。武陵郡无兵可派，便利用“蛮民”与“蛮帅”之间的内部矛盾，招募本地五里、六亭“蛮兵”在其首领指挥下，把起义军打散。清代《光绪湖南通志》记载了田山起义的原因及过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田山、高少等，以郡县徭役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溇中、澧中4000“蛮人”再次起义。“零阳蛮”1000人头裹红巾作为起义军标记，土家首领羊孙、陈汤自称将军，组织起义军烧毁东汉官府建筑，抄收官家钱财，起义烽火遍及澧水流域。东汉官吏故伎重演，以分化瓦解手段，招募“善蛮”打散敢于反抗奴役的起义军。据清代《同治直隶澧州志》载：“（安帝元初三年），溇、澧四千人为盗，零阳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亦着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掠百姓。州、郡募善蛮兵讨平之。”《民国慈利县志》亦载：“（元初）三年，零阳蛮羊孙、陈汤等著赤帻，称将军，作乱，州、郡发兵讨定之。”

    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陵太守李进认为 归附“蛮夷”可欺，上书皇帝。“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惟独头脑清醒的尚书令虞诩说：“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汉顺帝没有纳谏，反而下令增加贡税，引起土家先民反抗。这年冬 天，“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公元137年），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陵）道（在今湖北省宜昌市）”。东汉王朝派遣武陵太守李进调兵遣将，奉旨镇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却迫使李进 “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詹山率众起义。武陵太守应奉采取善抚办法，斗争逐渐缓和。“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武陵）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土家先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以后，得到南方各族人民支持。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武陵蛮复寇郡界”，操戈起义，攻击郡县，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汉时期，澧水流域少数民族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延续不断。在东汉统治者镇压下，这些起义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东汉王朝封建统治还是起了制约作用。它迫使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并且放宽政策，缓和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是东汉时期少数民族多次起义而产生的积极结果。他们的反抗斗争是反封建统治、反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在这些民族战争中，澧水流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得以加强，民族经济得以发展。

 三、秦汉时期澧水流域的经济简史 

    澧水流域自从归属统一的秦汉帝国以后，铁制工具在春秋战国时期巴、楚之国基础上更为普及，土地得以逐步开发，加上犁耕技术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作物品种增加。铁器、铜器、陶器、瓷器、漆器、纺织和矿冶等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发展，交通日益发达，澧水流域同各地商品交流逐渐增加。 

    澧水流域土家先民自秦汉时期以来，披荆斩棘，辛勤开垦，在平区栽培水稻，在山区种植粟、豆等杂粮，以渔猎、农耕为业。清代《康熙慈利县志》记载：“《史记》西楚轻剽易怒，地薄寡积……慈其极陲，地瘠民贫，人无千金之积……人性淳朴，耕渔纺绩，知礼好文，信巫尚鬼，有楚遗俗。”《汉书·地理志》亦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秦代，澧水流域经济萧条。土家先民力农务桑，轻徭薄赋。据唐代房玄龄撰的《晋书·李特载记》载：“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太平寰宇记》亦载：“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

    西汉时期，封建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对愿意归顺的土家首领委以官爵，治理郡县；对土家先民巴人，令其以“賨布”为赋税，足见其手工纺织比较发达。据明代《隆庆岳州府志》载：“汉，零阳县岁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许慎在《说文》中称：“賨，南蛮赋也。”可见，巴人纺织“賨布”，可向官府纳赋。 

    建国以来，澧水流域出土了大量的秦汉时期文物，既有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又有纺织品，足以证明当时经济比较发达。慈利县发现汉代古墓10多处，发掘的30多座古墓葬中出土了陶器、铜器、漆木器和纺织品等文物300多件。慈利县白公城遗址出绳纹筒瓦、板瓦以及罐、钵、豆等陶器。慈利县城出土的汉代铜印章刻有“沅蛮夷长”四字。慈利县零阳镇石板、零溪等村共有战国、汉代古墓1000多座。

     1987年，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等专家发掘，确认该古墓群为湖南省较大的战国汉代墓群之一。零阳镇石板村向家凸墓群为战国至汉代古墓群，普经出土战国陶鼎、铜剑和汉代陶罐、陶豆等。零阳镇零溪村老官凸墓群为战国至汉代古墓群，1987年清理战国、汉墓13座，出土器物有汉代滑石壁和鼎、盒、壶等陶器。该村水库凸墓群也是战国至汉代墓群，采集的文物有铜剑、陶鼎、陶钵、陶豆等。零阳镇双安村殷家岗东汉墓群出土了陶罐、陶豆和狗、鸡等冥器。零溪镇栋花村栋花墓群属战国至汉代墓群，曾经出土战国陶鼎、陶豆和汉代铜镜等文物。永定区发现汉代遗址33处，出土了汉砖、筒瓦、铜剑、铜甬、铁釜、提梁壶以及“五铢钱”、“货泉钱”等汉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