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土家语 一种深度濒危的语言

土家语 一种深度濒危的语言
作者：陈廷亮

   1950年9月28日，一位来自湘西永顺县名叫田心桃的姑娘作为苗族代表随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来到了首都北京。在北京，她和其他个民族代表一起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当时的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团长潘琪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介绍田心桃代表时说：“这是田心桃同志，外祖母是苗族，祖父母是土家人，她讲的土家语与其他民族语不同”。这大概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耳边第一次听到“土家人”和“土家语”一词。

    随后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以湘西苗族代表身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年轻姑娘却逢人便说：“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土家族），我说的语言与苗族和其他民族都不同。”她强烈要求党和政府尽早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田心桃这位年轻姑娘的呼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著名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杨成志、罗常培等请她用土家语讲述录音，田心桃那纯正而流利的土家语使在长的所有语言学专家既惊讶又兴奋，罗常培教授听后兴奋地说：“田代表，你发音准确、清晰”，并当场断定，田心桃所说的这种语言既不同于苗语，也不同于汉语和其他任何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特殊语言。

    从1953年开始，中央派出了汪明瑀、潘光旦、严学窘、王静如等一大批著名民族学、语言学家深入到湖南湘西区进行土家族民族识别调查，其中，潘光旦教授写成的长达近15万字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王静如教授写成的4万余字的《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汪明瑀教授写成了1万余字的《湘西土家概况》，。特别王静如教授的《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一文以深厚的语言学理论和令人信服的推理彻底否定了当时湖南省委极少数人认为“土家语言是湖南、广东一带的一种方言”的主观而荒谬的观点，从而奠定了中央确定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坚实理论基础。1956年9月，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听了调查组录制的土家语录音后，十分果断地说：“其他情况不要讲了，就凭这种语言，土家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代表党中央发出文件，正式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从此，土家族成为了新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土家族古代历史上的许多人名也多是用土家语称呼。如祖传说中的土家族祖先“八部大神”就都是土家语称呼：“熬朝活舍”、“西梯佬”、“西呵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此也所耶冲”、“接耶费耶纳飞列耶”等都是有名无姓的土家语称呼；《摆手歌》中的“墨贴巴”（即“天老爷”）、“糯贴巴”（即“人老爷”）；《毛古斯》中的“沃必爹”（即“私生子”）等也都是用土家语命名的。

    土司时期也仅少数土司、土官略懂汉语，日常交际仍一土家语为主，正如[清]乾隆《永顺县志》所说：“土人言语呢喃难辨”。且很多土司的姓名也用土家语称呼，如永顺土司鼻祖彭士愁土家语就叫“墨帖送”（即“天大的官”），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姓名以土家语称呼者更是随处可见，如永顺宣慰司的“彭福石冲”，南渭州土司“彭始主俾”、“彭惹即送”、“慨主俾”、驴迟洞长官司的“向达迪”、“向尔莫踵”、“向麦帖送”，田家洞长官司的“田麦依送”、“向麦和送”、“向麦答送”，保靖宣慰司的“彭药哈俾”、“彭南木杵”，两江口长官司的“彭莫古送”、“彭大虫可宜”等等。

    可见，从上古时期直至清代前期“改土归流”以前，湖南土家族地区一直是用土家语作为最主要的交际工具的。清雍正年间在湖南土家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湖南土家族地区“宪檄开义馆，选师儒，勤训迪，兼谕各乡随时导引。一切语言必照内地，并旧时陋习尽微微革除。”随着“改土归流”后湖南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和交通的不断发展，土家语使用的频率也在逐渐减少，土家人“能道官音者十有五六”了。

    据20世纪50年代汪明瑀教授《湘西土家概况》一文记载：“土家自称为“比兹卡”，他们分布在湖南的西北、湖北的西南、四川的东南（今属重庆市——笔者注）和贵州的东北——湘、鄂、川（今属渝——笔者注）、黔四省接界的区域内。人口估计约三十余万。在这个区域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家是聚居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区境内，人口约有二十四万以上。”据当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聚居在湘西境内的大约有超过20万土家人还能熟练地操土家语。因此，土家语也成为了当时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时光，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已猛增至802.81万人。但是，与土家族人口迅猛增长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土家族语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间，随着外来多元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影响，族际交往和族际通婚的日益频繁，土家语作为一种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更为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