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卓新平

卓新平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

作者：唐晓峰

     笔者按：卓新平先生是当今中国学界享誉海内外的宗教学专家，是我国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及领军人物。他1955年生于湖南慈利；1974年毕业于湖南常德师专英语科，之后下乡劳动锻炼约三年半的时间，直至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卓先生获得该院哲学硕士学位，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3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四年后，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88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9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主任，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1998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至今。 

    卓先生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湛深的学术功底、前瞻性的研究视角、温文尔雅的行为举止赢得了众多学术荣誉及社会头衔。他于1988年被接纳为德国宗教史协会终身会员；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回国留学人员”；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入选为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并于2006年连任至今；2000年至2004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2003年，卓先生被评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并当选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董事；同年，开始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他还拥有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宣部首批“四个一批”人才等多种社会头衔；2006年，卓先生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首批学部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卓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基督宗教、宗教学的研究，虽刚过知命之年，但已著作等身，共出版个人专著18部，约524万字；与他人合著著作8部，约42万字；主编著作25部，共835.8万字；同时还发表中、英、德文学术论文129篇，近119万字；其他论文26篇，译文11篇；并主编“基督教文化丛书”、“宗教与思想丛书”、“当代基督宗教研究丛书”等多部在学界颇具影响的丛书。其代表作主要有《中西当代宗教理论比较研究》（德文著作，1988）、《西方宗教学研究引论》（1990）、《世界宗教与宗教学》（1992）、《当代西方新教神学》（1998）、《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1998）、《宗教理解》（1999）、《基督宗教论》（2000）、《神圣与世俗之间》（2004）、《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2007）、《当代亚非拉美神学》（2007）等。

  一、人生态度——生活上自然，精神上超然

    笔者：如果只看您的简历，您的人生及学术历程似乎充满着“传奇”色彩，也颇显顺利，26岁研究生毕业，33岁从德国慕尼黑大学读完博士后回国工作，然后只有1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宗所的所长，而在此20年多前您还是一个刚刚从湖南常德师专毕业并下乡接受劳动锻炼的懵懂青年，请问您怎么看您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卓先生：如果要说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历程较为顺利的话，我想那也是因为我身处于国家民族发展、思想文化事业繁荣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宗教学学科在近20年发展迅速，这为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舞台、素材及视角，也使我有了表达个人专业见解的可能。记得当时正是任继愈先生提出的“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建所方针，让我有机会在1978年作为中国大陆首批攻读宗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来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最终在毕业后成为中国宗教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也正是因为国内宗教学科的兴起及对宗教研究人才的需求，才让我做出回到国内继续从事研究的决定。所以，你所说的“传奇色彩”也好，或说幸运也好，对我而言是一种历史的幸运。当然这种顺利也始终有压力伴随着，自从进入宗教所读研究生的那一刻起，我不敢有丝毫怠慢放松，因为我自认为对宗教学的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全面，学术基础亦很薄弱。但我很高兴能和其他学术前辈、同仁共同致力于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共同承担这种压力，分享这种幸运。

    笔者：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您人生道路的这种“顺利”有历史的背景、文化的因素，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您所付出的心血和艰辛，这中间您认为对于自己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事件或抉择是什么？它对您产生怎样的影响？ 

    卓先生：人生总是由不同经历所构成，其中一些是有决定性的，比如说，师专毕业后，经过三年多的下乡锻炼后，仍决定备考研究生，并且选择了宗教学专业。另外，出国深造也应该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当然，如果硬让我从这些人生经历中选择一个影响重大的抉择的话，留学之后回国的决定可能算是其中一个。在国外一旦学有所成，而且适应了国外生活环境之后，是选择回国还是留在外面，对留学生而言都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和选择的问题。与许多留学人员一样，我选择了回国。与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科技研究不同，我所从事的宗教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乃鲜为人知的学科，而且就是在文科中也是国内最为敏感的学科之一。自己在国内就读硕士学位时就曾遇到别人的种种不解或误解，碰到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记得硕士毕业庆祝会前我和另一位同学随单位司机去采购东西，付款开***时售货员问，“开什么单位呀？” 我们说“开宗教所”，售货员就很惊讶地说，“你们是和尚啊！”此时同来的司机马上指着我们两位研究生说，“他们两个是，我不是！”大有一种谈到宗教就避而远之的感觉。而在西方国家，宗教研究却是一门领域很广、参与人员很多的学科，有着许多相关研究和工作的机会。当我五年之中拿下博士学位后，导师让我留下来继续做德国特有的教授资格论文研究，美国也提供了让我去读博士后的机会，而国内单位则表达了让我尽快回国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回国工作这条道路，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国外读完宗教研究方面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这一领域第一位学成回国的学者。由于上述学术、文化、思想和传统的强大差别，虽有许多中国人后来在国外也读完了宗教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但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了国外，迄今真正回国的仍似凤毛麟角。回国后，在同事的帮助下，在老一辈学者的鼓励下，我逐渐适应了国内的研究环境，在回国工作的前五年（1988-1993）就达到了我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不断推出学术成果，参与各种学术交流，并于1988年底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评为研究员。所以，总起来看，留学之后归国的决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历程。

    笔者：您提到中国学术界的基督宗教研究主要是“学术”、“学问”、“学院”和“学者”型的研究，它与基于信仰及其宗教传承的海外研究是不同的，而您在近期的多次会议发言中，都提到了“学术神学”这个概念，能不能说这个概念就是您对于中国大陆学界所作的神学研究的概括，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阐释一下这个概念的内涵？

    卓先生：也可以这么说。在基督宗教仅作为少数人的信仰的中国，“神学”及其研究不可能仅仅为“教会的思考”，而应有更广泛的蕴涵。关注中国学术现实，则会发现“教会之外有神学”，此即一种“学术神学”。早在柏拉图第一个使用“神学”一词时，这一表述就具有“学术”蕴涵，因为“神学”最初乃指“关于神的言说”、“逻辑推理”和“探究”，而不是“信仰神的论证”。柏拉图开创“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者”来研究“神”（终极实在）这一门“学问”。自从基督宗教创立以来，“神学”成为其“信仰的体系”，并被限定在其“教会”传统之内。但尽管如此，“神学”的跨越性和突破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如与基督宗教神学体系密切关联的经院哲学就既是在“学院”中所宣讲的学说，又属于始自古希腊哲学、超出基督教传统的“永恒哲学”。回溯并反思这一历史，也自然会感到在中国社会文化氛围中，一种与“教会神学”相区别的学术神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当代中国的宗教研究乃基于其宗教学的发展，它随之也使中国学术界的“神学”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说这是“神学”在中国学术界的一种“返璞归真”，回到其本初面目。但这种基于宗教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运用宗教学研究资源、并在中国非教会传统处境中的神学发展只可能是“学术神学”，而且也势必会与宗教学紧密结合，并受到宗教学研究方法、学术立场的深入影响。这种旨在“研究神的学问”的“学术神学”虽与作为“信仰神的学问”的“教会神学”迥异，却是对后者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四、对研究领域的基本看法和希望——由“险学”而“显学” 

    笔者：我读过您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文章和著作，也聆听过您的多次报告和讲演，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宗教学理论、方法及您对基督宗教的看法，受益匪浅。这里能不能再谈谈您对于宗教概念本身的看法？
  
    卓先生：因为研究者之间存在主体差异，造成他们对其研究客体理解上的不同，因此出现了哲理性、社会性以及信仰性等多种多样的“宗教”定义。我对“宗教”的理解可概括如下：宗教是人类以超然信仰来克服或升华其有限自我的价值体系、社会形态和实践行为。当然，这种表述亦不一定完整和准确，只是我个人的认知，仅供参考。这里顺便提一句，说到宗教，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是非宗教民族，而我认为，一个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时，总要试图追溯其价值源头，以获得潜在的精神力量，这源头往往就是宗教，对于神圣的憧憬是每个民族普遍的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同样具备这种精神因素。

   六、行为风范——坚持真理，做扎实事 

    笔者：就像您前面说的，治学与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里能不能简单说一下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主要原则是什么？我相信这对于我们青年学者来说很有启发意义。

    卓先生：我的行为原则就是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关注现实，把握好个性与群体、眼前与未来的关系；有前瞻性，做扎实事。

    笔者：在一次谈话中，您提到对于基督教界反纳粹斗士朋霍斐尔很推崇，而且我也注意到在您的著作中，多次介绍他的思想，能向我们谈谈其中的缘由吗？ 

    卓先生：我对朋霍斐尔的佩服，一方面在于他思想的深邃，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而且这种思想创新大多是在狱中进行的；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为了真理、正义而忘我献身的勇气。在纳粹肆虐的时期，本来他已在美国纽约有了一份教职，可以稳定地生活，但其良心和责任感却使他不顾危险、不听朋友劝阻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德国，投身于反纳粹的斗争。为了一种精神理念即其信念的永生，他敢于面对死亡，最后惨死在集中营里。朋霍斐尔的选择和命运对人生很有启迪意义，亦拨动了许多人的心弦。有了他的那种精神，对命运的起伏波动就会看得很淡，而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应做的事，走自己该走的路。故此，当人们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觉得找不到改变的机遇时，想想朋霍斐尔的选择和遭遇，或许能有所帮助，能恢复自己心灵的平静。 

    七、学术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体会——学术组织工作乃是我们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您作为一位学者，同时又身兼世宗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等多个行政及社会职务，是如何协调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之间的关系的？ 

    卓先生：两者之间肯定会有时间上的矛盾，应有牺牲精神、服务意识；也应看到学术组织工作乃是我们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正是对我们学术能力的一种培养。说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在学术上，我有许多梦，大多尚未实现，因此真希望能完全退回到学术领域中，潜心学问，争取能有所作为。而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管理者，我则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所谓“雄才大略”可施。中国宗教学领域也是人才济济之地，在研究所管理位置上要想干得不比前任各位老师逊色的确很难，让我勉为其难已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亦是一种挑战。当然，如能以此而可组织学术运作、实施学术规划，也是一种乐趣。 

    说到服务意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动员我接受宗教所副所长这一任命的领导有这样一句话：“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已当上了研究员，也应该为大家服务了。”正是抱着“服务”、“回报”和感谢上级“信任”的心情，我走上了研究所的“领导”岗位，并自1998年接着担任了研究所所长职务。但作为一位学者，我仍继续承担有大量科研学术任务，不能从学术领域“激流勇退”，反而还增加了更多的学术组织和联络工作。虽然这十几年既当“领导”又当“学者”的经历，已经没有了以往“潇洒”和“逍遥”的情趣，而代之以“忙碌”、“疲劳”的感觉。但总体来看，仍觉得这些学术生活及工作非常充实，似有“干不完”的活，全部身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那“不够用”的时间之中。看到我的忙碌、疲惫和体弱之状，曾经有朋友劝我，“你已‘功成名就’，应该激流勇退，以保持身体健康为本。”确实，我也非常想能够自然而然地“激流勇退”，回到以往刚回国时的那种自由、恬静和逍遥生活。但此时确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感，自己“难以脱身”，别人亦不让你“轻易脱身”。然而，也就在这种“忙碌”、甚至是“拼命”之中，你会看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领域学术事业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听到宗教理解和对话、人类追求世界和平、时代进步的前进脚步声，感觉到中国社会在人文关怀、终极追求上的进展和突破。而自己能以有限“自我”来参与这一宏伟事业、并为之做出微薄的“贡献”，真正感到自己已投身于祖国的发展、前进之中，那么，处在疲惫之中的“自我”亦会获得一种安慰和欣慰。

   八、对青年学者的建议——立志投身学术的行动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笔者：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进行这次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访谈，最后还想请您谈谈对于我们青年学者的建议。 

    卓先生：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来看，青年人立志为学就应准备吃苦、吃亏，未来能否成功不是现在权衡的砝码，立志投身学术的行动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因此，要有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姿态及境界，达到一种谋事在人、成事由天的任运自然。 

    笔者后记：与卓先生的座谈，让我真正领悟到“时势”与“英雄”间的互动关系，体会到小我对于社会的贡献有时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渺小。宗教学由一门少有人问津的“险学”发展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可或缺的“显学”，既有其学科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离不开一些颇有专业素养的学者的推波助澜，引领方向。卓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以前常以为“学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为了学术”，而在卓先生身上我发现学术和生活并没有目的与手段之分，“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立志投身学术的行动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卓先生几年前在接受某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常想，以善待人，以真求学，此即美之理想，但要达此境界尚须不懈努力。”[①]的确，“以善待人，以真求学”是一种美之境界，他是一种理想，需要不懈努力；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蕴于当下的过程。卓先生的人生态度、治学之道、学术风范、思想学说无不与“真”、“善”相携，趋于美之正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