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与土家族研究 潘光旦先生1889年8月13日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 1967年6月10日逝世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 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在生物进化与遗传、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族制度史、儒家哲学、民族史等方面有独道建树，他曾先后深入到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对土家、苗、瑶、畲等民族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对土家族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研究始于1952年，当时为了确认土家族的民族成份，中央确定了一批学者调查研究“土家”，分配潘光旦先生研究“土家”历史。通过调查研究潘光旦先生先后写成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成为土家族研究的奠基石。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运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的结合，研究土家族与研究其他民族相结合，从而开创了土家族研究的新时期。对“土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述到清朝中叶的严如煜所著的《苗防备览》，该书的《风俗考》对湘西“土人”（即土家）的生产生活、语言文化、居住饮食、风俗礼尚等进行了收录和考识。30年代，著名学者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苗区进行调查，写有《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对永保“土人”的语言、习俗等进行了初步探讨，以上研究都把“土家”放在苗族里面，研究者并未注意到“土家”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存在的可能，所以他们的研究未有更多的突破和发现。
建国初，潘光旦先生接受了研究“土家”历史的重任后，一改以往史家对南方少数民族笼统模糊的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历史的方法，把历史的记载与“土家”现实的聚居情况结合考察，把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参照，把“土家”置于中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将“土家”与相邻民族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追溯了“土家”先民的历史渊源，也找到了“土家”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差异所在，论证了“土家”是单一民族的理由。
为了追寻“土家”先民的来龙去脉，潘先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探寻，广泛阅读了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各代记载南方民族的史籍、地志、野史笔记以及其他文献。摘抄了有关“土家”资料卡片几万张，前后经过四年时间，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这篇长达130800字的论著，参考征引史籍50部，地志52部，野史杂记30部，其它经、诗、集、文55部，此外，还运用了严学窘、汪明等人赴湘西的调查材料，从而对“土家”聚居的范围、土家语言、土家人口进行了较为正确的估计和界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潘先生把“土家”及其先民“巴人”置于中华民族大历史大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摸清了巴人到“土家”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注意到了巴人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历史事实；运用丰富的资料，纵横比较的方法，论证了“土家”与“蛮”的联系性，与瑶、苗、獠的区别，从而为“土家”的确认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为了了解“土家”的真实情况，弥补书斋研究的不足，潘光旦先生不畏右腿抱残，毅然于1956年夏、冬两次深入到“土家”山寨进行考察，采用听取汇报、小型座谈、个别叙谈、逢人便谈等方式，详细地了解了“土家”的自称，人口及聚居情况、语言及使用情况，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土家”人的民族意识和要求等，调查了解所得不仅论证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观点的正确性，为及时确认“土家”为单一民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调查研究方法以及对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踏实精神，至今还是后学们所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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