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走进书法之乡 印江

                                                           走进书法之乡 印江

     印江是块热土，养育了我20年。
  
　　印江是书法之乡，书法艺术百家争鸣、欣欣向荣。  

　　印江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地区西部。钟灵毓秀神奇古老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屹立在她的东南部，支脉绵延，几乎覆盖全境；具有悠久历史的邛水，淌着潺潺的清流，滋润养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万物生灵。让人神思的是，在这块僻远、闭塞、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间文艺和传统文化却相对发达。特别是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成就，很早就是声名在外，被誉为“书法之乡”。清乾隆年间，曾任印江知县，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的巨著《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名海观），在他的诗作中就称印江为“书乡”、“桐乡”。自清道光以来，印江卓然大观的书法家辈出，有的名显京都，有的声溢南国。特别是晚清榜书“颐和园”及园内多则楹联的严寅亮，获慈禧“宸赏”后，印江“书法之乡”的名声闻名国内。 

　　书法艺术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它就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品类。不仅作为书面语言的符号和载体，而且与画一样，一直被视为一种艺术门类。郭沫若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风味。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好些作品都相当美观，具有雄浑或挺拔的美。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书画同出一源，书家与画家齐名，彼此不分轩轾。因此，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祖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过去，一般知名的书法家也是学识渊博的文化人。  

　　印江现在的行政区域，早在唐代开元年间，就建立了思邛县，武德元年（618）置思王县。明初改设为思邛江长官司、朗溪蛮夷长官司和厥册蛮夷长官司。这就是说在一千四百年前后，印江就已收入中央版图。虽然唐时在小数民族地区所置郡县，大都仍为民族首领世袭，无非羁縻遥制而已，不同于中原朝廷直接控制的流官地区。但由于与中央政权有了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必然有不少的交流，特别是在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上，自然不同于完全没有归化的地区。自唐以后，包括印江在内的古思州地区，史称“没于蛮中”，但大略在唐代归附的地区，建置名称虽有变更，却“历宋及元皆内附”（《思南府志》），一直和中原文化保持一定的联系。佛教在宋以前已在印江流传，城西的西岩寺、观音寺、三清寺均建于宋初。宗教文化的渗入，也促进了整个文化的普及。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为印江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印江书法传统始于何时？从志书等可考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明初已经萌芽，明朝中期已相当普及，清代则名家辈出，奠定了“书法之乡”的基础。这是和明朝定鼎以来朝廷重视书法的原因分不开的。明定国后便令官家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充国子学生，并规定日习书逾二百字，要求以“二王”、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成祖朱棣即位，愈加重视书学，诏郡县举善书者隶两制，择优者于翰林。其中书舍人一职，除通过层层科考从进士中选拔外，甲科监生、生儒，甚至没有科名的“布衣”，只要字写得好，都可获选充任。不必参加层层考试也可得官，这对于磨穿铁砚的读书人是具有吸引力的。因而习书之风如火如荼。朝廷的大力提倡，书法艺术不仅成为文人的标志，出仕为官的阶梯，也成为世人尊羡的技艺。这种把书法和功名利禄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使得民间把书法也纳入了科举的教育之内。印江“改土归流”后，在明朝廷重视教育，提倡书法这一历史潮流中，印江民众的才智得到了发展，科考人才辈出，从而推动了书法的发展。 

　　据（《思南府志》）记载：明永乐年间，贵州第一次与云南联科，在贵州仅有的五名工额中，印江的周冕即以第三名而荣膺贵州首届举人。在1537年贵州设闱前，贵州与云南联科期间，印江中举的就有六人，在思南府所辖的四司二县22名举人中，印江占四分之一强。从周冕的中举推知：贵州建布政使司（即后来的省建置）后的第一次科考，周冕能获中，而且是全省五名额中的第三名，对于地处边远的印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印江已是文风鼎盛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周冕的现象证明了印江教育在这一时期，就已普及了。据不完全统计，自周冕中举以后，终明一代不足二百年间，印江考中进士的有六人，中举的达四十余人。这个数字在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不算什么，而对于开化较迟、处地僻远，当时总人口不足六千人（《思南府志》嘉靖十年统计）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当然是令人惊异的事。自明中叶迄清，印江中进士的有十人，举人按近百名，次如贡生、监生、生员则不下千人。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有功名”的人家。科考激励了所有读书人，前述的时代历史原因使读书人重视书法练习，因而教育的普及和科举制度直接推动了印江书法的发展。
  
　　书法是一种形象的艺术。由于它和传统文化紧密联系，一般有学问的人都能写得一手好字，一个造诣精深的书法家，同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所以社会上普遍以书艺的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学识和他的社会地位。这就形成了全社会重视书法尊重书法家的社会风气。书法不仅成为入学出仕的敲门砖，也成为交际应酬表现自己身份的技艺。在印江，民间婚丧嫁娶，佛寺尼庵、场镇村寨的楹联匾额，各种建筑书题，户与户、寨与寨、地区与地区之间，都互相以书法较胜，以能有一手好字引为骄傲。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哪怕科场失意，潦倒在家，也是十分受人尊敬的。这种风气，至今仍盛。这样一种氛围，为印江书法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印江书法艺术的成就和普及之所以能一枝独秀，这还与县境内最早出现的土家族是分不开的。明朝初年，现在印江境内原思邛江长官司管辖的地方，土家族人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大量移入，灿烂的中原文化也随之根植在印江这块偏远的土地上。自明初以来，现在的印江全境土家族成了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族。现今人口中土家族也占全县人口70.4%。土家族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思南府在明永乐年间即已“改土归流”，。印江当时隶思南府并在明弘治七年（1494）也“改土归流”，成为原府辖一县五司中最早“改土归流”的县，因而直接吸引汉文化也较早。这种民族特性是印江文化相对发达，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和普及的重要原因。
  
　　另外，土家族书法家的成就和影响对推动印江书法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印江（也是整个思南府）最早一个土家族举人周冕，史称他“以经史著名，尤擅书法”，晚年致力于家乡教育。这位学识和书艺均高的老师教出了不少书艺精湛的学生。有的仕进后告老还乡从事教育事业，有的功名不遂，退居林下设馆授徒，不仅对以后印江的文化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也进一步弘扬了印江的书法传统。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周冕这个学识、书艺俱精的人才不会平空出现，他的成就必然与他周围的环境，亦即传统的文化、书气氛围紧密相关。由此可以证明，印江重视书法的传统由来已久。

    再如万历十四年（1586）的进士，后擢直隶都察御史的肖重望，也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万历二十五年，他撰书于印江城东河缝的石联：“利斧劈荒棒，日照月临，亿万姓颂张侯治绩；奇岩成坦道，山长水远，百千里通禹贡车书。”笔力遵劲，字迹纵横奔放，至今犹存。终明一代，印江生员及举贡进士中，多半善书。解放前，散存在各地的明代寺观祠庙的楹联匾题及碑刻中的不少书法佳作，大都有作者题款，多数为乡人所书。早年，当地父老多能指述。惜乎史书未能详记，而今实物又几乎全部毁于“文革”中，无法一一列述。

    明代开印江书法的先河，奠定了印江的书法传统，使印江书法可谓群星璀璨，代有奇才，多因缺乏机遇，伏处牖下，不为外人所知，仅在县境内知名。如首光年间书题文昌阁数层窗额、楹联的魏祖镛，民谚所称“写字要算唐钟英”的唐钟英，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鄢师竹，清咸丰年间因抗击英帝国侵略者而尽于苍梧的陆川知县王佑之（王道行之子）以及吴步云、王孔滋、白遂之、张伯谦等数十人，皆卓然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