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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2/11/7 1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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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文学“灵物母题”的叙事解读
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与借鉴，消解学科性，让研究对象从壁垒森严的学科体系中自立，获得对象的自足地位，从而实现对象的泛学科化和个体的学科方法对多学科对象的“边缘研究”。本文循此思路，以土家族文学的“灵物母题”为对象，以叙事学方法为基本方法，融合神话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叙事解读，以土家族文化研究探寻新的视角。
一、“灵物母题”的语义阐释 “灵物母题”是民族性体认十分显著且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神话母题。这一母题由语词“灵物”决定其本质语义，因为母题只是神话学的一种方法，标志其所附对象是“构成神话作品的基本元素，…能在文化传统中独立存在，不能复制…能组合人各种文学体裁及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1]也就是说，母题只是其特征对象的属性。“灵物”内涵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灵物”的逻辑意义，即指具有神灵特征的事物这是它区别于不同指称对象的表层意义一是“灵物”的文化意义，即具有神灵特征的事物对于特定氏族、部落或民族而言存在对应的灵验性的神秘感知功能，往往这些人类群体在遭受灾难、病疫等重大转折事件时灵物及时地给予佑护和救助，使特定群体“起死回生”，最终实现氏族、部落或民族的历史延续与过渡。“灵物”既包括图腾物，也包括那些在人类文化史上承担了“超渡”使命的特定群体的不同信仰载体—动植物。
灵物的语义背景是一种与逻辑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决定了灵物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原始信仰。“经验特别无力反抗对于能使人刀枪不入的那些灵物的神秘属性的信仰:永远能够在有利于这个信仰的意义上来解释任何事件。”也就是说，灵物的出现是由人类早期的生产方式下人们的思维决定的。十九世纪以来欧美人类学家的大量人类学个案调查与研究表明，同时代的土著人运用这种思维看待自然时多忽视客观存在的矛盾性，往往以生命的同质性和情感的泛化与执著去对待自己面临的自然环境和客观事物，他们不相信死亡，只承认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与灵魂联系起来，并且坚信每个部落都为相应的与之通感的灵物所保护，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关于灵物的信仰，进而形成一些固定的凝聚了整个部族生命史、发展史的观念和情节，或者是一个事物、一个符合、一种象征。总之以相当具象的形式传递已为高度浓缩的部族密码，“灵物母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和传承的。
灵物的文学对象化是原始信仰的必然反映，同时它又不是纯粹的文学对象，而是一个混沌的综合的形态。它借助文学样式以丰盈浑厚的文化含量扩散自己的影响，随着民族文化史的演进而逐渐定型为特定民族的“灵物母题”，定型为民族作家潜意识的文学题材和文学结构，成为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与机制——表征民族品格的个体化生命自觉，这也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最为显在最为本质的也最为必要的生命形式。“灵物母题”的文化意识也因此不仅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自省和守护，也是对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的多重关系的协调和认同。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现象中感受到这一意义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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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同质:“灵物母题”潜设的物我对话
“灵物母题”在土家族文学中丰富的表现形态，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土家族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任何民族都是曲折而艰险的民族奋进史，同灾害、病疫、战争进行生死抉择，无一例外地要铭刻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每一次土家人遭遇重大灾难和面临生存困境时，都有来自灵物给予的支持与佑护，使土家人绝处逢生，重振旗鼓，拓土开疆，传扬民族精神，繁殖子孙后代，于逆境中再显土家人的风尚和气度。我们还可发现一些“灵物母题”中，灵物凡俗化，不再具有“神灵”的神性，而与土家人世代以友邻的关系平安相处，在日常需要的缺失中给予支持，遇到困难时予以帮助，作为邻里的象征而存在。《人虎缘》故事中虎从悬壁上搭救了土家族青年冉孝，又送野物给冉孝母子，还为冉孝抢来县官的女儿做妻子。故事中，虎具有与人相近的性情，其友助精神较为明显，人虎关系和谐平等。这类故事在我国其他民族也多有传承。
就“灵物母题”的主体而论，土家族文学中“灵物”都是土家族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虎、马桑、银杏、水杉等)，理解灵物母题的关键也在这些动植物寓含的意义中。讲述者在讲述故事时突现给听众的主要是“灵物母题”的“灵”，一种灵验，一种沟通人情的“灵性”，这类故事提供了一对故事功能即灵物与人。灵物在人的视野中物性是其次的，灵性才是人与物沟通理解的关键。它首先涉及到土家人对灵物的理解问题。灵物是少数几种生物，实质是土家族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一种象征，对这些灵物的崇奉与信仰，一方面是对灵物与人关系密切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灵物及其象征的自然界的虔敬和理解，用一种与人同等的价值观与类比心理去认识自然。
“灵物母题”的各种型式中，我们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去寻取人与灵物及其灵物象征的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灵物母题”作为故事的核心母题，在传承中更受土家人的关注和喜爱。第一型“水杉救世型”的代表故事《水杉的传说》，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从中都认识到水杉对土家族的重要价值，而叙述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土家人的代表身份来叙述这个故事的，相对的叙述接受者是以个体的土家族民族的角色来聆听和理解叙述者传递的信息，理解土家人对于这个故事的一种理解。就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构成的对应关系看，他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同时又结成一种共同的理解故事的接受者，进而形成了一组民间传承活动的基本关系:接受者与对象的关系，对象即为《水杉的传说》，而接受者为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的群体(民间传承活动中，传承者身兼二任，即是叙述者，也是叙述接受者)。故事中，“水杉救世”母题是叙述者刻意叙述的中心，也是故事的唯一旨趣，并形成了与母题所象征的自然的认识与被认识、理解与被理解的“对话关系”，自然得到了一种因人的主观对话而产生的“生命”，水杉对土家族的拯救同时得到了认可与颂扬，水杉具有了超越土家族个体生命的“大生命”意义即整个自然的强劲永恒的生命，一种可以永恒可以济世的生命，一种需要小生命诸如一个民族生命的繁衍等予以尊重和承继的生命，于是，《水杉的传说》所赋予的，或者说“水杉母题”赋予的，不再是简单的再创世神话的情节，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生命(人、民族、人类相对自然而言都是个体的)与自然生命的关系，一种生命之间的对话，一种小生命对大命的虔敬和认同。叙述者叙述的内在意蕴正是民间传承这一特定的形式中实现的，叙述者一面实现了“灵物母题”的叙述功能，另一方面又转化为叙述接受者，与原有的叙述接受者一起作为土家族的整体来理解“灵物母题”的意义，理解土家族传统赋予的“灵物母题”的固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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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桑受罚”母题从另一个角度呈示了生命主题的另一层涵义，但同样是以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对应复合关系来实现的。马桑树因承担了求雨者的天梯而受到上帝的腰斩之罚。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马桑树雄伟的顶天立地的躯干和枝繁叶茂的生命力，足以担当起为求雨而由地登天的交通使者，单以这种功能定位，已经将马桑树这一“灵物”的个性推伸到“自然”共性的层面，使其成为自然力的化身，尽管后来遭受厄运的打击，不再具有参天之力，却恰好从否定的一面肯定了“马桑树”这一灵物的“天梯”潜能。而且以悲剧的叙述结构隐喻了土家族人的达观的生命意识。更深层次上，作为“代人受过”的“马桑树”，以其生命力的足以干预神的旨意的强度表征着自然的生命力，而马桑树生命力的重挫，则是自然生命力甘为守护土家族个体生命而付出的生命代价，以换取另一种生命的延续与繁盛。正是在这种付出与滋长的对应关系中，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从这一灵物母题中体悟到的不再只是悲剧的震憾与忧伤，而是一种深刻理解了自然生命体以一种生命去哺育另一种生命、以大生命的博大敦厚去滋养小生命的稚嫩与残缺的顿悟与达观。或许这就是自然“灵物母题”深层潜设的物我对话:灵物——自然、叙述者——土家族的又一层关于生命的对话意义吧。
第三型“灵物母题”中，“图腾白虎”不是抽象的图腾物，而是土家族作家笔下有着最高生命力的最发人深思的小说主角。《最后一只白虎》是此型的代表作品。小说开篇即点明“图腾物”与土家族的关系:“土家族先民的首领名叫廪君，是一个勇敢而聪明的汉户，相传他死后，魂化为自虎，世世代代保佑着他的子民”，本文叙述者以全知叙述方式向读者和叙述接受者描述着远古时代的图景，白虎成了祖先的化身，而不是抽象的信仰。不过从叙述者的语态中我们接受的还有另一种声音，即白虎化身的传说性，它与叙述者的“祖先化白虎”的事实叙述的声音构成“双声”效果，形成小说文本的基调。
以此为基调，叙述者沿着事实叙述的逻辑概述了数千年以来亚洲东北虎向西向南的种族大迁徙，这段辉煌雄奇的远征史，对于叙述接受者而言，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粗犷与豪迈，虎的自然属性叠加在叙述者暗中赋予的神秘生命力之上散发出焰焰光辉，同时叙述接受者在这巧妙的叙述语态中聆听了一种低沉而悲壮的呐喊，没有明确的缘由，完全是从叙述者自信的“史家”笔法和不由自主有所暴露的“虚构”语言中靠直觉悟出的，尽管叙述者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故意叙述了虎与人类客观存在的冲突，甚至过分越位貌似合逻辑地作了一次最不成功的败笔式的评论:“然而，尽管它们接受了大自然赋予的超凡的能力，它们仍然无法战胜人类而逃避被杀戮被灭绝的命运。”
直到叙述者强行议论，先期评判人物的命运为止，小说从“灵物母题”开始，逐渐地淡化了“灵物”的“灵性”，而使其归属于本原的自然特性，即白虎(祖先的化身)→虎(东北虎)的转换。作为一名土家族小说家，李传锋正是秉承民族传统对“虎”的独特观念，巧妙运用叙述体式实现角色转换，同时实现“双声”叙述，为小说奠定了基于民族性的复调意义。
小说文本在淡化“灵物母题”的同时，叙述者仍然不时地显露对白虎的颂扬与崇敬，叙述接受者和读者也会强烈地意识到叙述者在整个故事的全知叙述中隐隐的“白虎情结”。小说叙述者终于在已经转换了角色的叙述过程中坦率地将两种“角、色”并置起来:自然属性的虎仍然是小说主人公，而叙述者心中潜在的“白虎—神虎”特征则以人的视角赋予到同一只虎身上:
“……这对小鸳鸯在银杏树下遇见了第一只神虎。当时一只雄虎正从阴坡那边泅渡过来，同它的情人幽会于那裸茁壮挺拔的银杏树下。夫妻俩当即跪倒在地，鸡啄米一般给自己的保护神叩头。那一对幽会的老虎竟然没事儿一般无视人的存在，自顾自忘情交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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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刮刮儿又去银杏树下插了红烛，将五尺红布挂在树桠上，敬起了白虎神。这红布一挂，一传十十传百，远远近近婆婆妈妈全来拜起神虎来了，这无意中又使这小店的生意大振。
“……母虎不明白为什么会丢失虎仔。本来，它可以常去光顾银杏树下的小客栈，犹如探囊取物，轻易夺走一只狗或一只鸡，要把那个肥胖的女人背走也易如反掌，但母虎始终遵守祖先与人类建立的睦邻关系。作为森林大帝，作为这一片原始林莽中的百兽之王，它有自己丰富的牧场，它不必要冒险去抢劫那些美味异常的家养牲畜。”
此时，作为内叙述者(故事中的叙述者)的人成为叙述者的代言人，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叙述者具有重合关系。同时，内叙述者也与叙述者具有身份同一性和相同的“统觉背景”，即都有土家族集体无意识，因此，小说叙述者借助小说另一人物——“人”的参与，即实现了自“白虎情结”与自然虎的“双声”冲突的调和，也完成了单向的角色层次转换(白虎——自然虎)到角色的双重定位的复位过程，这不再是简单的叙述转换，而是深层次包含有多重叙述者的转换，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默契以及文本主题升华等内容的叙述结构调整。
当然，就“灵物母题”在当代土家族作家文学的具体形态而言，更多的不是探讨其意义，或以之作为参与文学故事的主要情节，而是对“灵物母题”的文学性的疏离，以其为文本民族性的一种标志、一种“元典”形式，作为土家族作者与土家族读者以及作者预设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理解文本应该具有一种统觉背景而存在，也许这也是民族文学区别于非民族文学的一大显著特征吧。
对于不同形态的“灵物母题”在土家族文学史上的演化及叙述特征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母题在土家族文学中的原始的本质意义并未发生变化，即源于对自然的虔敬的生命意识，源于对一切生命具有同质性的崇尚:主动以个人和民族的小生命去顺应大生命，相信其对于个人和民族的拯救与佑护。土家族文学的“灵物母题”即以此为文旨:崇尚以个人和民族的小生命与自然的大生命的和谐，以“灵物母题”作为统觉背景，认可其原初意义的同时，反省当代世界人们强化人类生命而与自然生命对立所导致的生命悲剧——具有双重性的生命悲剧，一面是自然的其他生命的被摧残的悲剧，一面是人类生命作为暂时的胜利者而正面临的无法超越的生命悲剧，它摧残的自然生命正是其生命赖以存在的生命。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生命无视自然生命，否定自然生命，正是对自己命运的否定和悲剧性的自造。基于这一反省，小说文本《最后一只白虎》昭示的仍然是崇尚自然、主张生命和谐的本质命题，这正是当代土家族小说“灵物母题”意义的现代性阐发，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小说的这一命题使《最后一只白虎》成为土家族文学史上不朽的文学高峰，成为我国小说长廊里值得特别关注的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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