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我与沈从文只在出生地上有某种联系

                                我与沈从文只在出生地上有某种联系
                                                                        ——专访作家田耳

　　看似憨态，却异常通达。这是田耳给人的印象。10月25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湘籍作家田耳与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获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韩少功（获优秀散文杂文奖，现居海南）等32人获殊荣。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授奖词是“各色底层人物的艰辛生活在老警察的尽职尽责中一一展现，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这位曾经炎炎夏日在吉首街头卖空调，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卖文为生的湘西小伙，最终成为鲁迅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和湖南首位以原创作品获得该奖的作家。他说，这一辈子都会写下去，而这部获奖小说肯定不是最好的作品。  

　　日前，记者对田耳进行了独家专访。 

    获奖是一个意外  
  
　　记者：《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吗？这个中篇小说是否已经抵达了你创作的理想状态？  

　　田耳：不是，我写这个小说时心底并没有把握。我对自己的东西总是不太有把握，自己觉得好和发表出来别人觉得好总有一些错位。  

　　《一个人张灯结彩》是去年夏天写的。我的小说一般都写得较快，短篇写三天，中篇一般一个星期。因为当时的状态不是太好，这个中篇拉拉杂杂写了半个多月，时间一拖长，感觉就不是太好。我本无意写破案小说，2005年年底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和破案有关的《重叠影像》，发表了以后编辑认为我写破案还能够跳出窠巢与别人不一样，鼓励我再写一个。《一个人张灯结彩》本中以我在贵州的一个亲戚为原型，他是个哑巴，男的。05年以前我们素昧谋面，当时我在家里没事，就陪着父亲去到黔西看望这些亲戚。  

　　在那边呆了有半个月，与这个哑巴亲戚朝夕相处。他高大英俊，离过婚的，租了个偏僻的门面开成理发店，生意不好不坏，经常早早地关门带我去赌钱。他老想着能赚一笔钱请我去玩玩城中的高消费，但一直没能碰到这样的运气，每次都输得很干净。因为身带残疾，他对他人的依恋情绪远甚于常人，半个月下来，他已经经对我有所依赖，以致我离开时没敢告诉他，偷偷走掉的。回家以后我经常回忆起他来，写成小说以后，我把这个亲戚的形象拆分了，他既是哑巴小于，又是深爱着哑巴小于的流氓钢渣。这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因为编辑的要求，我加入了破案的元素，杂七杂八，捏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人张灯结彩》。  

  这个中篇，我相信只是我创作过程中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它肯定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记者：你有好小说的标准吗？  

　　田耳：我觉得好的小说，应该是多面、暧昧、指向模糊，中心意义流转不定，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进入，而且无论从哪种角度进入，总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或者情绪拽着他往下走，欲罢不能。当然，出其不意的情节和优美妥贴的语言是最低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小说得以天马行空。  

　　记者：对你而言，获得鲁迅文学奖是否是一个意外？  

　　田耳：是一个意外，我根本没想到。 

    忠实于自身的性情和对当下的体认 

　　记者： 《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有底层，有警匪，有情爱，有凶杀，悬念迭出，密不透风，以至于很难归类，是刻意为之的吗？你如何理解类型写作？  

　　田耳：不是的，我这个东西悬念迭出密不透风吗？这是别人的看法了，我写的时候就是冲心底的一些感觉走的，下笔之前就已经把整个故事想得差不多了。当时不觉得复杂，而是担心这个小说的情节是不是有些简单。写出来后的效果还好，情节架构不是那么单薄。 

    我觉得类型小说是一种比较讨巧的方式，也是大部分写作者应该考虑的方式，在一个点上不断地往深开掘，才容易出成绩。但我的兴趣显然不在类型小说上。 

　　记者：你的每个小说都堪称独特的个体，孤立无援，比如稍早的充满温情、富于诗性色彩的《衣钵》和这个破案小说，就让人怀疑是出自同一个作家之手。你似乎无意于让风格成为自己的写作标签？ 

　　田耳：对于风格，每个人看法不同，有些朋友觉得风格应该‘树立’，应该下力气去经营自己的风格。而我觉得一个人作品里扔都扔不掉的个人印记才是风格。我想，人的性情里有很稳定的东西，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同时作者当下的体认是会变的。性情一脉相承，当下的体认时有变换调整，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也必须忠实于自身的这两个出发点。

    写作上与沈从文没有必然联系 

　　记者：长期居住在湘西凤凰，生活经验是否足够维系你的创作？你如何弥补经验的匮乏？  

　　田耳：苏童说十八岁以前的东西够一个人写一辈子，叶弥说，八岁就够了。不认识我看我作品的人总认为我生活经验十足，认识我没看过我作品的人老担心我经验匮乏。其实写作和生活的联系不是在这一个点上，没有那么简单，活得长经验就多，活得短经验就匮乏。老的人总希望年轻人顺从，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过得桥比你走的路多。但我要说一个人一辈子吃的盐不可能有一个三岁小孩孩吃的饭多，一个人一辈子过的桥不可能比一个五岁丫头走的路多。年轻人只能在否定的前提上有了超越，很多看似经验性的东西，你要较真的话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我想，写作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必然存在着别的奥义，不仅仅是生活经验。 

　　记者：说到凤凰，难免会想到作家沈从文。你的写作与这位家乡前辈有某种必然联系吗？  

　　田耳：我觉得没有。我和沈老如算是有联系，那是每年去他坟头烧纸，到今年已经八年。但你也不能说我的作品是因此弄出来的，要不然你也可以去烧一烧。现在有一种简单的思维，就是我们同是凤凰人，那么我的写作必须和沈老发生某种关系。和当地文友讨论的时候，他们老是拿沈老说事，但我的写作和沈老实在是不像的。我觉得他们把文学理解得太窄了，我作为一个凤凰人在从事写作，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扯上这样的联系。其实我既然写作，肯定是认同一大帮作家，同时也在拒绝一大帮作家，这两拨人里头都没有沈从文。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文学的路很宽，我与沈从文只在出生地上有某种联系，在文学的道路上，完全有可能永远都不撞在一起。

    文学的担当是一个人的担当 

　　记者： 你的作品大多在观照小人物的孤独和希望，从未拒绝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和对温暖的渴求。这种体认贯穿了《姓田的树们》、《围猎》、《衣钵》、《氮肥厂》等等，再到这部获奖小说。你觉得文学在当下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田耳：最近和同学讨论较多也是这样的问题：小说有何担当？普遍都是悲观的论调，不但觉得小说没有什么担当，而且认为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迟早会完蛋，消弥于无形。我的看法稍微积极一点，我觉得文学的担当是一个人的担当，你觉得他有担当，是一个人的事情，默默地做就是了，除了写作中担当之外不必发出别的声音。小说的意义越来越成为写作者自身的体认，当然，我已经干上这行当了。二三十年前小说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阶段，那时作家竟然成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角色。到现在有了巨大的反差，作家从最受尊重的人变成了屡遭贬斥的人，这拨人已经没有地位也赚不到什么钱了，还成为讥讽的对象。更大的问题在于写作者也丧失了信心，由外而内地怀疑小说应有的尊严，在写作的同时也鄙弃自己从事的行当。我觉得，既然干上这一行了，我得尊重它，我觉得它有意义，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自豪。我一开始没想到从中得到什么，但事实上得到的远比我想要的更多，我感谢它。当然，如果它没有给我什么，我同样也会写作，写下去。写作是一种表达，是一种需要，就像有些人独处时也会喃喃自语。 

　　记者：你的小说给人厚实、绵长、狡黠，乃至充满写作野心的印记。这是否是你自信的源泉？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使你在“70后”这一代作家中显得卓而不凡？ 

　　田耳：自信在前写作在后的，我还是挺自信的一个人，写作之前自信就有。我不觉得自己在“70后”有什么突出，相反我觉得这拨人里头真正能写的也许还没出来。现在“70后”很多天份极高的写作者或者潜在的写作者还在忙于生计。这拨人，混得好的话四十来岁就会成为有闲阶级，甚至退了休，有一天他实在闲着没事憋坏了，找来纸笔上手一写，没准就发现自己其正的身份原来是个作家。这样的事，我相信会是有的。“70后”一开始是卫慧棉棉，她们搞臭了这个称谓，如果你以为“70后”就这档次，那你小看了我们这一拨稍后动手写作的。同样，你觉得“70后”就是当下我们较活跃的这拨，肯定也是大误区。“70后”，整整十年，能产生多少不一样的人？如何把他们归类？这都是很冒险的事情。  

　　记者：获得这项大奖，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是否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  
　　田耳：改变的是外在的，但我不认为现在一个文学奖项会对写作者产生多大的改变，如果一个人这么容易改变，那么他的身体太轻了。下一步，当然是尽力写写长篇，看看自己有没有写长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