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评谢娅萍 曹毅新著《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

        评谢娅萍 曹毅新著《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

    与谢娅萍教授的文字之交已有多年了。10多年来，我在她所供职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过一些文章，都是经她之手编辑发表出来的。可是我们至今也还没有机会谋面。她在编辑工作之余，又从事人文学术的研究，对土家族的文化表现出了特别的热情与专注，多次到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作田野调查和专题采访，并在报刊上撰发文章，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和论点。以前她赠送我的《土家族村落文化的审美流变》（合著），就是以土家族村落的鱼木古寨为个案，以实地调查和文本材料研究并重，解读土家族民众审美文化的一部专著。在这部书之后，如今她又与曹毅先生合作完成了这部新著《言情于歌——清江流域土家族歌谣研究》。我对这部土家族歌谣的专题研究书稿即将付梓，表示钦羡和祝贺。 

    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该民族的先祖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巴人。可以肯定的是，自秦以来，土家族就聚居于湘西、鄂西、川东、黔东北四省毗邻的武陵山区，在此休养生息，而少有迁徙、战乱之苦。这块地处千山万壑之中，史称荆楚、沅湘的地区，对于历史上的中央王朝而言，自然属于鞭长莫及之边地了，然也因而使他们的文化保持着较为独立的系统和稳定的形态。只是在清雍正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土家族的本土文化受到周边汉文化的影响加剧，大大加快了其吸收异族文化的进程，从而促使本土文化发生了和发生着日益显著的嬗变。

    土家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就以汉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相对闭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巫文化盛行的人文环境，给土家族的文化传承及其嬗变，造就了一些重要的特点。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就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也就是说，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以及巫风和淫祀，使包括歌谣在内的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浸染着浓重的巫文化的色彩。即使到了现代，我们也还能看到，构成土家族文化重要部分的民歌（歌和谣），似乎除了狭义上的情歌而外，仍然没有与仪式彻底脱离干系，生产劳动有薅草锣鼓歌，祭祀有摆手歌（舞）和梯玛歌，婚嫁有哭嫁歌，发丧有撒叶儿嗬（亦歌亦舞）……而且从形态学来讲，正如作者所说，“其原始歌谣特别是神歌，总是与巫舞、巫祀联系在一起”，体现着“生命原点意识”，而有些歌谣甚至至今也还相当完整地保留着歌舞“综合体”的原始形态。作者从史诗《摆手歌》（也是歌舞综合体之一例）中，发掘出了土家人在氏族生存繁衍的叙事中隐藏着的对生命意识的执著吟唱和呼唤。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只是800万人口的土家族之一部。作者选取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土家人的歌谣及其流变史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已有的文本材料外，还以从亲历田野调查中得到的当代仍流传于民间的鲜活材料，运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比较方法，从多学科的视野和角度出发，来探索歌谣与民族（如白虎崇拜）、歌谣与群体（如族群意识、祖先崇拜）、歌谣与社会（如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歌谣与地域（荆楚、沅湘）、歌谣与生产（如舟船、耕作）、歌谣与生活（如火崇拜、酒文化、茶文化）、歌谣与民俗（如婚嫁、丧葬、祭祀）等的关系，尤其关注社会的诸多方面对歌谣内容、风格、特点、体式之形成的影响，以及人的多面生活在歌谣中的表现与揭示，对近代以来相对处于薄弱地位的中国歌谣学的拓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采集歌谣和研究歌谣（包括古人的注疏、集解、正义等方法），在我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是有着光辉传统的一种事业和学问。在这方面，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诗经》、《楚辞》、《乐府》等专集，以及许多古代文献中辑录、引述并阐释的优秀古代民歌，既有地域的，也有民族的，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人类自身的重要材料和百读不厌的优秀文学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