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田瑛起搏现代新人文的命脉

                                              田瑛起搏现代新人文的命脉

　　现在的文坛讲究名气。作为文学编辑，《花城》主编田瑛可谓声名显赫；可是作为作家，名气要和持续的作品数量、触电率尤其是肇事能力等外在因素发生密切关系，也就是要具备并维护文化消费的可能性，但未必就值得研究，在这方面，田瑛恰恰是一位逆行者。  

　　田瑛的小说数量不多，他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纳入文学“湘军”主力之列，第一部小说集《龙脉》可资为证，接下来，田瑛散淡的写作和散淡的态度使得他傲然于名作家表演的场子之外，他成了为同气相求的知音而存在的稀有人物，毕竟并不是所有读者都是追随所谓名气看热闹的，于是在认真阅读过他的作品的读者那里，对他的印象恐怕比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还要深。正因为这些作品不在乎现时的风尚，特有的叙述调子和永恒的人文思虑构成了他区别于他人的优长，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作较为深入的探究。 

　　田瑛有代表性的小说均收在新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大太阳》里，从头到尾细读下来，我的心思和兴趣总是在如下几个问题里巡回：  

　　湘西为什么就是新人文意义上的乡土想象的渊薮？而这种写作倾向到了田瑛这里是否有所延展？如果有，它的新质素是什么？ 

　　田瑛的小说执著地在湘西的人与事、情与景、真与幻、历史与时世之间胶结，那是如今几近绝迹的现代人文文学传统的再启动。这里的现代人文，是与现代社会开启的科学主义而带来的“技术理性”对比出现的文化倾向，“技术理性”制导下的“科学主义文化观”遵从宇宙和人类为不断向前发展的线性逻辑，它信心十足地认为一切均可探知掌握，而“人文文化观”恰是在反思前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结果的基础上，强调天人和谐大道，敬畏不可知的“魅性”的存在，尊重自然人性、关切弱势生命，与历史的所谓现代性相对视，它几乎悠游于单纯时间意义的社会发展的线性链条之外，与“时序”带来的后果只发生着质疑性的联系。现代文学的新人文传统从创作上看，以写湘西著称于文学史的沈从文先生无疑是最优异的集成者和继往开来的大家。而当我们从地域维度检视具有这种现代新人文倾向的文学实绩，就可以论定，湘西是一块以恒定的空间不那么在乎“时代”直接影响的人文文学原地，从沈从文到田瑛，他们笔下的乡土湘西，跳动的就是中国现代人文文学的心脏。  

　　这个“心脏”的位置选择在湘西，地域条件因素固然是重要的，在地缘意义上的人的族群性格不易改变的特性大概是更重要的原因。即便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的时候，族长或在沈从文的认定里那些“地方上年事较长的”由于“情感已近于凝固”，依然保持着治事作人的质朴风度，牧歌渐次为挽歌所切换。到田瑛笔下，他则将笔触游曳于对更悠远更古老的部落酋长的想象与对当代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回溯之间，但是他不是在“诗意”、“田园牧歌”或自在生存的人性美方面确立湘西的审美取向，而是主要显扬血性、野性、匪气、蛮气以及忠勇、坚忍、执拗甚至刚愎自用，将较量进行到底的山民性格。同是湘西风俗人间的描摹与想象，同是山间风物伦理的呈现和观照，沈从文在静物山水般的素淡和风行水上般的行文背后活动着的隐忧，蕴涵的是近神者的人性关怀；到了田瑛这里，魅性总是悬置在人的自以为是的算计之上，人自己的超常意志常常被带入梦魇般的境地并通向不可抗拒的天谴和不可思议的报应，无论人处在怎样的“社会”和“历史”，所谓不可一世的强者总要面临一样颓落不堪的劫运，寓示的是着魔者的霸道下场。正如1942年沈先生所说：“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 

　　也就是说，“变”与“常”的辩证关系还在湘西，简化着理解，两者在沈从文那里犹如“现代”与“古典”，而在田瑛这边则衍化成了“罪”与“罚”。
  
　　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看，湘西的原始生存状态，是未被现代文明充分开化的盲区，因而显得闭塞蒙昧有待启蒙；但是，如果我们把角度调整转换到人文文化的认识态度上认识，湘西的“常”恰是它得以作为想象原点留存的要素，它的“变”则是“被动入侵”被惊扰被支离甚至被损坏的结果，因而沈从文在出版《长河》的时候，在《题记》中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于是，“过去”——“当前”——“未来”这种线性发展观之于人性、之于敬畏之心的乖谬之处，就愈加昭彰。田瑛的小说对部落人群的头领的反自然人性和逆人间体恤而一意孤行历程的写照，可以视为对沈从文开启的人文性文学思考的深化。

　　尤其是从作品具体的情景氛围的质素上看，水量多少与湘西小说的气质类型关系甚大。沈从文的小说故事几乎都与水有关，又是辰河又是沅水，水悠悠水灵灵清亮如水柔情似水，衣食之忧并不危及生存大事；田瑛的湘西则尽是山间屋场，是缺水的湘西、争水的湘西，独占贪欲如暴雨突袭龙卷风肆虐的湘西，你死我活，饥渴的生命要么在时刻预备着火拼要么在火拼的过程中喑哑地呜呼。
  
　　批评家作家郭小东认为田瑛虚拟了“第三种湘西”，大意也许是指他的小说是接续并超越现代湘西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达至“寻根”文化反思与“先锋”艺术趣味的化合。湘匪气韵便于访古也便于渲染暴力，湘西地域的深不可测的形貌充满神秘性也便于悬幻。  

　　的确，田瑛的小说带有那个年代作家的集体品相，反思的分量加重，冲突便跃上前台，生命较量总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分出高下，而不是彼此怜恤混融一片；但是，对湘西人顽劣的一面的精神特质的发掘又是在文学史视野中更具新的发现空间和创辟价值的地方。  

　　《大太阳》、《炊烟起处》和《独木桥》三个中篇尤其具有代表性。《大太阳》写的酋长带领部落迁徙的故事，本来急需解决的是耕牛阴阳失调问题，但是受到牛贩子的提示，转而只顾炼金积攒金子于是造成人心失调环境大坏而遭受大自然无情惩罚。从题目到具体情节，其当代某段历史的寓言性意向是不言自明的；《炊烟起处》的年代也不甚明了，但已经不是部落年代，家族的生存利益成为彭、田两家较劲的核心，在田家一方接续了沈从文所钟情的“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的初衷，但是随着彭家独占欲的膨胀和嫉妒心的燃烧，田家也不得不使用生存策略和强硬手段，被动卷入其中，待到报仇之日，对手已无对抗之力，仇恨的结成与无法报偿的失落意在言外韵味无穷；只有《独木桥》具有从生产队到分田承包的历史时期的明确性，可怜的劁猪匠回到村落依然是矮人一头的倒霉蛋，饥饿孤独受人欺侮，使计变成了跛子后他携着腋下的拐杖变得强硬暴戾，仇人避之唯恐不及，到了冤仇有所偿还之际，留下拐棍一走了之，回复了流浪者身份。这些小说无不在对立中设置叙事架构，主人公往往不是一个，他们为了生存选择捉对厮杀，或者是灾祸或者是病弱或者是复仇的威胁都高悬在唯实唯利伤天损人者的头顶，宿命的报应总会来临，仿佛人的穷折腾就是为了等待要命的时刻。

　　顽劣的血性，不屈的魂魄，古怪的语体，黏稠的语感，先知般的语风。田瑛剔出了先辈作家湘西想象中文人一相情愿的诗情画意，但是依然抹不去人文挽歌的底色，《独木桥》的第一章音乐般优美动情，他精致的短篇《干朝》等更是偶尔为之的乡土情感的出跳，他比沈从文的表达更为绵密，因为除了田园的温慰回忆，在生存已成难题的童年田瑛这里，更多的是孤寂和恐惧伴生的乡村体验。
  
　　现代新人文文学，由于我们重新发现了沈从文，它就愈加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观赏的对象，如今的读者大多还像当年一样，只读到了它具有原始意味的甜美可爱，而忽视了内在的现代性忧虑和苦楚，它不该到沈从文为止，它永远指向人性化的生存境地，而田瑛的小说也许更关涉人类在通往人性化和谐生存的路上如何受阻的情形，他揭示的是自然的人文文化在技术理性实利主义生存观念的诱引下的困局，我们可以从中深味人文文化之于人类持久生存的意义，因为脆弱因而可惜，因为稀薄所以可贵，因为不可或缺所以必须有所敬畏。  

　　无现实直接功利性的人文文学的脉动，仍然牵联着“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同时关系着“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便是湘西小说永恒的人文价值。把田瑛的小说视为现代新人文文学命脉的延展和再起搏，也是为了吁请更多的作家参与到现代新人文文学的默默建设中来，而不是踅向“人文”的反面，把“人文××”这类空洞字句喊成口号酿成事件，变为上台表演的台词和谋求名气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