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论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创作

论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创作

 作者：杜 李

   在中国鄂西文学研究或中国土家族文学研究亦或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研究的视阈中，李传锋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从地域的文化范围角度来说，他是鄂西这片诗意土地上走出的现当代第一位以民族地域生活为依托的作家；从中国文化的大语境来看，李传锋是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领跑人之一。   

    李传锋1947年3月生于鄂西鹤峰县六峰坪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回乡知青，当过基层干部，1973年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李传锋的小说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乡村小说和动物小说两种类型，前者以《烟姐儿》、《人生，将从这里开始》、《热血》为代表，特别是发表在1981年第4期《长江文艺》上的《烟姐儿》（《小说月报》曾转载过），“这是发表较早的、反映鄂西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经济改革的优秀作品”；然遍观李传锋的小说，成就最大的我以为还是他的动物小说。即便是在他的乡村小说《热血》中，也是通过捕猎干狗（狐狸）来叙写土家青年四郎的成长历程的。   

    “人之于故土，常常有一种深入骨子而且与生俱来的精神纠葛”。李传锋的故乡——“鄂西山区神奇美妙，密林深处的飞禽走兽、流萤蚂蚁、民间传说故事中钟情的鸳鸯、勤劳的马、忠诚的狗、憨厚的牛、勇敢的鹰、威武的老虎、可恶的豺狼……都给李传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熟悉和喜爱原野中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动物，这些都为他创作动物小说准备了极其丰富的感性材料”。就像《雪虎》之于杰克·伦敦，《白比姆黑耳朵》之于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中山狼传》之于马中锡。“形象地描写动物世界的生活，描绘动物与人类的交往，描绘动物在觅食、避敌、求偶等环境下的情态、技能、遭遇……”，以“从中追寻出大自然的知识、情趣和给予人类有意的启示”。   

    深层生态学告诉我们，社会生态危机往往是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今天这个现代化向全球化扩张、技术文明导致生活方式异化的快节奏生活中，有着一种只说结局不讲过程的浮躁，特别是商业化链条对人性的猛然围猎，让人的物欲变得空前高涨而强烈，所有的情感关系都会被利益的利刃给彻底的割断。短篇小说《毛栗球》中那只被驯化了的山鸡，为了得到安全和美食的豢养而不再去过那种自由自在却又担惊受怕的日子，听从主人的安排将同类引进猎人的圈套。《最后一只白虎》中当小白虎从马戏班逃回森林，老巴和田刮刮儿用“神秘的洞穴”来引诱小白虎误入囚笼后，老巴为了能独吞小白虎而将田刮刮儿打下岩崖，以及老巴和田刮刮儿堂客朱氏乱淫的勾当等等，李传锋“把动物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延伸，使动物成长为了一个典型的文化寓言，并寓含丰富的寓意与思想诉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被浮华的物质包裹着，Alienation（异化）、Loneliness（孤独）和Insulation（绝缘）是人类心灵因枯竭而吐出的灰色音符，人际关系被物质和利欲肆意地左右着。老巴和田刮刮儿只是社会的一个代表，是利益驱使他们去追捕珍贵的小白虎，又是利益让老巴将田刮刮儿砸到岩崖下。这是社会生态的病象，利欲对人的异化，更是对物欲文化的一种强烈批判，也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透析。李传锋动物小说这支特殊的笔触，从独特的观照视角来担忧人类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文化是一个作家的立足点，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李传锋亦然。他根植民族文化热土，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倒退为宗旨，以现代意识的视角切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主体生命去穿越时空。《最后一只白虎》中田刮刮儿夫妇在老虎渡第一次见到老虎与它情人在银杏树下幽会时当即神圣的跪倒在地，后来还“取一段瓜儿木比样雕了神虎的图形，供奉在银杏树下，一日三跪，三日九叩”，即便开店后，“住店的客歇下背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磕头”，这与后来在利欲的驱使下追捕小白虎的情形形成了截然对比，当然更突显出了农民意识与资本意识在利欲的对撞中人性本善的毁灭和人类信仰的位移。在这里，李传锋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历史、社会、自然、人生，进行深入透彻的文化反思，其深厚的文化批判让人明显感触到他动物小说文本的思想质量和文化重量。短篇小说《热血》中对土家儿郎传统审美文化的挖掘等等，我们更可以看到李传锋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连接点上在对民族精神坐标的寻找以及在对文化生态的探源与反思中充斥着怎样的现代意识和批判意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是社会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因素。“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生态的危机和文化生态的衰颓，说到底是由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态失衡引起的。”[12]更何况“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产生于人们在严峻的生存境遇当中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和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探入人物灵魂”的笔触。短篇小说《退役军犬》在塑造黑豹机警、勤勉、忠诚的美丽品质时与冯老八的卑劣凶残对比，张三叔待黑豹如子却不被人理解的精神孤独，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应。李传锋对精神生态的失衡还有前面所提及到的对人的各种利欲的批判，李传锋的这些叙写就像那只只知埋头下蛋的“母鸡来亨儿”紧紧抱着十余只刚刚出壳的小鸡在泥封的炕洞里全部闷死一样，会让所有看到这情景的人都“不免一声长叹”，感叹他对人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和对精神生态失衡、分裂及崩溃的深切忧思。

    “一切文学皆人学”。李传锋的动物小说虽然全力塑造描写的是动物，不给以拟人化的述写而给以“原本式”的还原展现，但所反衬和折射的仍然是人类社会，“动物小说的动物是‘自在之物’，它们具有独特的个性，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有与人类相似的世态炎凉，更有生命的追求与拼搏。这是一面奇妙的镜子，它能照出人类长城的某些侧面。”更何况以动物为视角来叙述故事，似乎不渗感情的眼光来看世间百态，如看闹剧，更能加强人性与兽性错位的讽刺效果。从而超越了昔日我国动物小说透过人看动物的陈旧视觉，开拓了以动物看人的崭新艺术视角。比如《退役军犬》，从一只有情有义的狗的眼中，写出了十年内乱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由此从形而上的语意上看，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动物意象是人在现实中的一个文化生存符号，他所极力探讨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生长点。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或以动物的生存习性中寻求某些生活哲理的内涵，或以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鄂西土家族山乡民族生存的寓言，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学意义，在全国土家族文学及湖北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以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系列为代表的一批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走俏市场，这暗示了文学精英性与大众性的暗中结盟，从而消弭了与大众读者的距离。我想，这种书写模式与题材一定有着李传锋的贡献 。

    “在通俗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高潮中，他出任《今古传奇》的主编，由于工作之便，他含英咀华不止，其作品思路开阔、文采焕然，情节、人物生动，文学性与通俗性统一”[。然而，非常令人高兴的就是李传锋的小说却没有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流行浮搁于市面，而是独特的追求着那种现实与历史的探源与沉思，以期完成对中国当代动物小说写作中那种群体性的懒惰型而非个体性的创造型的书写模式与范式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