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诉说生态背景中的生命存在

诉说生态背景中的生命存在

作者：王静

    在民族作家中，李传锋的创作是颇有特色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致力于动物小说的创作。我们无法将他的这些作品简单地归类于动物小说。他的特别来自于他二十多来对生态背景下人与动物的生命状态的关注，这使得他的创作与众不同。 
   
    不同于张承志、叶广芩的跳出城市旁观草原与山地，也不同于阿来痴迷于文化生态的表达，也不同于郭雪波一支秃笔写大漠的荒凉惆怅，李传锋始终是容身其中，客观视角，均匀着力。带着土家人的热情与执着，沉浸在一种诉说生命存在的本能中，欲罢不能。 
   
    从他的创作时间来看，无论是以动物主要角色的小说，还是其他小说，人物的存在在与动物命运的对照中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毛栗球》中山鸡还是人类（马六爷爷）的牺牲品，人类还能够暂时享有胜利的快感的话，《六峰山下》中人物已经带有许多悲剧色彩，而《最后一只白虎》中的人是被谴责的，到了《红豺》人则完全成为动物的天敌，是被批判的对象。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李传锋关注的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在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如《退役军犬》、《毛栗球》、《母鸡来亨儿》中，因为他赋予了军犬、山鸡等许多人性的思维，如山鸡毛栗球曾经试图逃回山野，但最终被驯化，生活在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尽可以怀疑它们的生态意识的不完整性，但我们不能否认但它们（如山鸡）对自由与爱情的渴望、它对同类遭遇厄运的垂头丧气等依然体现出了生命意识。

     作者对人与虎的描绘怀着强烈反差的不同情感，虎的出现令他感到慰藉，他会不由自由地减低速度，极尽温情，写得如此细腻，作者似乎放慢了时间，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在小公虎的体内，融通了另一个生命的所有酸痛苦辣，将一张张追逐生命自由的画面定格放大，体味着它的伤痛与短暂的欢愉。而对于人，作者的字里行间所显现的态度明显不再似以前温和，语言也变得逐渐冷峻，尖锐，批判力度加强。如对人类的批判：人类在老虎的面前是弱者，但“强者可以对弱者投以藐视和宽容，而弱者却益发借助诬诟和攻奸来抒发内心的嫉妒。”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从城市里流出来的水是世界上最脏的水，就象从染缸里放出来的染浆一样，既浑浊又带着刺鼻的怪味，连游鱼和水禽也不堪忍受。”但无论如何，作者依然是从容的，不紧不慢，始终都沉浸在一种叙述的快乐中。 
   
    在作者以前的作品中，故事单一，结构也并非错综复杂。要么是一个动物的故事、要么是一个人的故事，而到了《红豺》他将人与动物的命运放在一起发展，而且也融入了更多的理性的思考，如他写屡遭暗算民族图腾老虎的命运：“有人要吃它的肉，有人要扒它的皮，有人要嚼它的骨头，就把山砍光，老虎没有了藏身之地，它还能活？”他揭露医生的丑陋行为：“我从来不相信医生的话，医生说不要抽烟，那为什么收了我送的烟？医生说要少喝酒，他自己为什么一顿喝了半斤？医生说一粒丸子能治大病，我只打一个喷嚏，他就给我开了三百块钱的药，够吃一辈子。”他对民族生存环境的忧虑：“原先的密林到哪儿去了？到处是被伐倒的大树……满地木屑，一片狼籍，死亡气息象幽灵一样在四处飘散。”他叙述动物故事的同时，更深刻地展示了人类众生相：情人冬月的温柔及母性、偷猎者骡客的贪婪、各色城里人的猎奇等；村长召开动物保护会议却杀娃娃鱼来招待上面来人、医生收了钱财却对病人说无能为力、老骡客算计来算计去却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遭了报应。等到作者写出“没想到狼心狗肺黑是一剂救治绝症的良药”， 我们才感到他聚集了所有以前文字的戏谑与幽默，逐渐热辣而深刻。他在艺术表达上将民歌作为故事的连接，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比较他的前后创作，《红豺》的叙述视角尽管有所变化，但对他所熟悉的各种生命的诉说还是从容的，甚至是琐碎的。他在语言的表述上一直是用一个土家人唱山歌的方法，因为面对一个民族图腾和具有灵性的生物，他无法抑制自己抒发的激情。歌与情是没有止尽的，除非人不想抒发。 
  
    在当前在具有生态意义的文学创作中，民族作家的作品有突出的表现，如乌热尔图的民族生存与生态的冲突、张承志与阿来的文化生态思考、郭雪波对大漠历史现状及未来命运的苦苦探索、叶广芩对秦岭山地生命的执着表达等，而李传锋的小说创作以关注动物和人的生存及对动物形象的细腻刻画在这个领域里同样占据着不能被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现代文明与生态的重大矛盾的冲击中，我们在许多作品中看到了“回归”、“找寻”“悲哀”“苍凉”这样的主题词。而他不是回归与寻根的理性风格，他的视线一直都不曾脱离这块故土、热土， 他只是依靠叙述的力量，连续的、娓娓道来的叙述。 
   他不悲观。也许他愤怒、忧虑但不是无可奈何或绝望。对自己的民族，他不是个旁观者，他深入其中，自觉地担负着民族代言者的职责。他的文字始终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