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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魏荣钊行走文学的本土实践

  • lll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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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2/11/14 18: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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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荣钊行走文学的本土实践


作者:徐成淼 


   古代文人的体质大多偏于纤弱,笔下也就少有硬汉子形象,倒是多愁善感者居多。甚至沉缅于病态:“你是倾国倾城的貌,我是多愁多病的身”,盼着“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病后杂谈》)如今看来,委实是太匪夷所思了。 

  相比之下,那些敢于走出书斋、登上艰难旅途的人,就成了勇者。他们因行旅而作的不同凡俗的诗文,也就为后世所传诵。李白去了趟四川,写下《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岑参北游河朔,两度从军,遂作“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郦道元实地考察水流地势,探本溯源,乃有《水经注》;更有徐霞客,用自己的脚底板,写下了传世的《徐霞客游记》。他携一杖,一朴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是名副其实的行走者。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200多名师生,曾组织湘黔滇步行团,从湖南走到云南,前后走了六十八天。那位写了《死水》的闻一多先生,对此举颇为赞赏。他认为象牙塔里的生活,与中国大地上的真实生活脱节。要有这样的行走,青年人的生命形态和精神气质,才会被山水民风所重塑。

  近些年,一股被命名为“行走文学”的潮流盛行起来。他们想“走”的,往往是蛮荒边远之地。而且越走越远,“走马黄河”,“走进西藏”,“解读云南”,“游牧新疆”,一路走将过去。到了“千禧之旅”,则已经是越出国界的跨洲“行走”了。还有更极端的,即所谓“南极之旅”,几位文化名人,联手登上了人迹罕至的南极大陆!

  然而上面这些行走之举,多数是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策划的群体活动。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出发,一路上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并未真正用两条腿去丈量大地山河。在香港凤凰卫视规模空前的“千禧之旅”中,陪同余秋雨先生的,更是整一个车队。
  
  • lll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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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2/11/14 18:50:26
  • 来自: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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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荣钊选择了贵州作为他“行走”的版图,这乃是睿智之举。许多人误读贵州,不知道贵州才是作家“行走”的最佳去处。“地无三尺平”,多好:山重水复,花明柳暗,重峦叠嶂,移步换景。魏荣钊登上水城县新街乡龙头山,就充分领略了“地无三尺平”的奇丽:“我才发现这个山顶堪称‘贵州第一观景台’。山头不仅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关键是站在山头可以看到南岸的千峰万山和9字形的水(城)红(果)铁路。他们叫对岸山上的那些重重叠叠的山峰为‘千乳峰’;的确那些山峰,远远看去真像女人挺立的乳峰;9字形的铁路就在对岸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境内的山坡上,过亚洲第一铁路高桥——毛角堕大桥后,铁路就在那匹大山上绕行7道拐,38公里,火车就在9字形的山洞里意味深长地转悠”。“无无三日晴”,更佳:出三天太阳,下一点雨,细雨润物,葳蕤茂盛。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原生状态,可以探知事物本初的景象。在赤水河,魏荣钊“顾头不顾尾地往灌木丛里钻,终于发现了一丝路痕,已经快被灌木和杂草掩盖。走上去如同钻进了凉棚,因为小路已经被灌木和杂草架起了棚顶,人不得不弓着腰才能穿行。由于上午下了一场雨,灌木和杂草上都汪满了雨水,走一步雨水就哗啦啦滑到身上。”现如今,还有多少地方,能有这样雨露滋润着的密密丛莽呢?

  行走文学之于贵州,有着特殊的意义。贵州文学大体上倾向柔美而少于刚砺,须得有一种山岳般的力量,来强壮它的肌体。而行走文学本质上是男性的,它强势,勇武,坚韧,有与死抗争的勇气,非常有利于提升文学的精神硬度。毕竟,行走文学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峙与依存。而这,正是文学要着重表现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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