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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1/13 18: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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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先世来源之辨证 作者：段渝 正如对巴义的解说一样，古文献对于巴人先世来源的记载，也是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说来，无论学术界认为巴国源于黄帝、太皞，还是认为源于丹山之巴、廪君之巴，或源于周之宗姬，事实上都是针对巴国统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国王室的来源及地域所在，而不是指巴国民众即被统治者族群先世的来源和地域。（一）黄帝之后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这段文字实际上是追述巴国统治者即其王族的远世。巴与周同姓，故以巴为黄帝之后，这自然是有相当根据的。至于说禹娶涂山为江州之涂山，则与《左传》等先秦史籍所记载的当涂说等大相径庭，学者多以《左传》所记为是。郦道元认为：“（江州）江水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当于此也。”[1]郦说无疑是正确的。根据新出土的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景云碑铭文看，[2]江州的帝禹庙和涂君祠，可能与大禹后代帝杼“帷屋甲帐”、巡狩回蜀途经江州时所建有关。据此，江州帝禹庙和涂君祠的来源当是十分古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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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皞之后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太皞是上古东方和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人物，春秋时屡见记载。史称太皞风姓，[3]居陈。[4]《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大（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杜预注曰：“太皞，伏牺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 《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皞”，高诱注云：“太皞，伏羲氏。”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亦均以太皞为伏羲氏，均本于《世本》之说。其实，在先秦文献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并不混同，至汉代才将二者混为一谈。对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证，无须再考。
潘光旦先生采取汉代以后太皞伏羲氏的说法，据以认为巴人发源于西北地区。[5]按，《帝王世纪》记载说伏羲“生于雷泽，长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东南部西汉水以北的成县。由成县沿西汉水往东，经陕西略阳入嘉陵江，经过勉县，即是汉中，这里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肃东南的成县、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发现不少历史时期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遗存。看来，从甘肃东南到陕西汉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遗存应与巴人当中的某一支系有关，或许与汉中地区巴人的西迁有关，所以才产生出伏羲与巴人关系的传说。不过，从太皞伏羲氏这一称谓可以看出，巴人源于伏羲的传说当为晚出之说。但伏羲氏的问题以及与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还很复杂，尚需深入研究。
《山海经·海内经》说“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咸鸟，或认为即《诗经·商颂》所谓“玄鸟”。乘釐、后照，未详。或以为乘釐即廪君，后照即楚之昭氏之后，均无确切证据。《海内经》这段记载所说的太皞远裔的巴国，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寻绎，当有所本。但所说巴国，却不当是巴国的统治者姬姓王族，而应如李学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国的一部分民众，[6]是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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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丹山之巴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孟涂，或作血涂、孟徐、孟余，均形近而訛。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江水》引此经作血涂，《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九卷作孟余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引文的最后十一字，据郝懿行笺疏云：“《水经注》引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是此经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郦氏节引之，写书者误作经文耳。居属又巴属字之讹。”可知乃后人将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当作“丹阳，巴属也”，居、巴形近而讹。丹阳，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 郝懿行笺疏云：“《晋书·地理志》建平郡有秭归，无丹阳，其丹阳属丹阳郡也。”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在西陵峡上游。《路史·后纪十三》罗苹注云：“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据此，丹山当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峡峡区。
夏后启，夏代开国君主。据史籍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长江三峡地区不曾成为夏之统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依引文意，巴为地名，孟涂为神名，“听其狱讼，为之神主”。[7]据此，孟涂当是长江三峡丹阳一带土著部落所信奉的专司诉讼之神。可见，这个巴与巴国王族的起源谈不上有丝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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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徙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绝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扞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扞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既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么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才能给以合理的解释。
巫诞所在，历代史籍记载未详，学者多有争议。今按巫诞当即《史记·楚世家》所记载的楚熊渠封其长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14]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纽，声、韵全同，故得相通。亶、袒与诞(诞亦元部定母字)，双声叠韵，以声类求之，诞即亶、袒。句、巫二字，句为侯部见母，巫为鱼部明母，上古音韵侯、鱼二部恒通，顾炎武即将此两韵归于同一部(顾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吴即作攻吴。攻为见母，可知句亦可读见母。可见，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诞实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脉的北端。《盐铁论·险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捍关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南，可知竹山古亦称巫。《水经·江水注》载：“捍关……弱关……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关、弱关所在之地均称巫上。《晋书·地理志》“上庸郡”属县有“北巫”，为今竹山县。由此可证，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县，古代皆属巫地。竹山南称巫，《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中叶楚熊渠伐庸，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正在其地。[15]长子康，《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当作庸，此可谓铁证。句亶在竹山以南，其东南即是蛮河，即古夷水，[16]正是廪君先世巫诞的所在。廪君所浮夷水，原名盐水，由于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将夷水之名带至，故改称夷水。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由此可见，廪君之先，实为由汉至江之濮。[17]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而廪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诞），位于汉中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的鄂西北巴地，那里正是先秦姬姓巴国之所在。这种情况，表明廪君一系的巴人来源于鄂西北巴地。
廪君的年代，据《太平寰宇记》卷168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战国秦汉间已经失考了。但从上文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以及廪君一系的史迹等情况来看，其年代是十分古远的，应在青铜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之末。这表明，廪君早在史前时期已南迁清江流域，我们不能将其同《左传》所载周初分封在汉水上游与大巴山之间的姬姓巴国混为一谈。何况，在《华阳国志·巴志》这篇专门记载巴国及其史事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廪君却只字未提，这就充分说明了廪君并非巴国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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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经·江水注》，王国维校本，第1053页。
[2]2004年3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发掘出土东汉熹平二年（173年）“朐忍令景云碑”，碑铭凡367字，其中记述有关“禹生石纽”的极为珍贵重要的资料。碑铭全文分四部分，其中第一、二部分说到大禹史迹及与巴蜀的关系，现录之如下：“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豪侠英杰，都于咸阳，/攘竟（境）蕃（蘅）卫。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氵允，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帷屋/甲（怅）帐，龟车留遰，家于梓潼，九族布列，裳絻相龙，名右冠盖。”碑文说景云为帝高阳之苗裔，封于楚，为楚国屈、景昭三大姓之一的景氏。又说其先人伯沇，“术禹石纽、汶川之会”，伯沇当为伯杼，为禹后七世、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即《左传》所载灭豷于戈的杼，《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帝予。术通述，循也。龟车，指君王出行队伍中悬龟蛇旗的车骑。留遰，谓前往。这段碑文意为：景云的先祖伯杼在少康中兴后，为遵循“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曾甲帐龟车，巡狩回蜀（参见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这段碑文从多方面提供了有关先秦史的新材料。仅就大禹与古蜀的关系而言，可进一步证实《史记》、《新语》、《盐铁论》、《蜀本纪》《越绝书》、《三国志》等文献关于“禹兴西羌”、“禹生石纽”诸史迹流传的广泛性，（参见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说明大禹不但兴于西羌，家于石纽，而且曾在石纽召集盟会。今岷江上游马家窑文化因素、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与本地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而土著文化因素占有主要成分的考古现象，应与代表土著族群的酋邦首领大禹所召集的“石纽、汶川之会”的历史事实有关。“朐忍令景云碑”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3]《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811页。
[4]《左传》昭公十七年，第2084页。
[5]参见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第19页。
[6]参见李学勤：《巴史的几个问题》，《巴渝文化》第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45页。
[7]《山海经·海内南经》郭璞注。
[8]《三国志·吴志·黄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参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第95—97页。
[10]《水经·江水注》，王国维校本，第1064页。
[11]参见顾铁符：《楚三邑考》，载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楚史研究专辑》，武汉，1982年，第26页。
[12]《水经·沔水注》，王国维校本，第907页。
[13]《史记·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4]《史记·楚世家》素隐引。
[15]参见段渝：《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6]《水经·沔水注》“夷水”条，王国维校本，第907、908页。
[17]参见段渝：《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四川历史研究文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9－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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