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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3/1/23 18: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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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清江是古代巴人的一条重要通道 作者：刘自兵
在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止于武陵山的川鄂湘黔毗邻地区，崇山峻岭，古时陆路只有极天的鸟道，交通极不方便；但沟壑纵横，水系密布，水路交通却有优势。发源于今湖北利川市境内都亭山的清江，曲折向东，沿途汇纳细流，水量大增，是古代居住在这里的巴人的一条交通要道。
一、上古时期，清江曾发生过洪灾
在上古尧舜禹时期，中国大地曾发生过洪灾，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孟子·膝文公》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在同章中还有“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龙蛇所居，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节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由于河道不畅，洪水泛滥，生活在平地的先民只能因陋就简栖居在乔木之上，或者建筑干栏避水患与蛇害；而趋避高地的人也只好穴居野处。上古先民的这种居住方式在《风俗通·山泽》中有记述：“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栖巢居，以避其害。”另外在《礼记礼运》、《韩非子·五蠹》等文献中也有类似表述。
除文献记载外，我们还可从某些文字中窥测到这种居住形式。如上古有五帝如颛顼高阳历、帝喾高辛氏，其名号都带有“高”字。《说文》：“高，崇也，象台观。”张良皋先生认为“高”就是干栏之形①。还有“亳”、“亭”等从高形的字用作地名的有不少，如殷都毫，谷亭、都亭；会亭、婉亭等，透露出遭受洪水灾害的古人曾建筑层台居住的信息。
另有尧帝的“尧”宇，即究。《说文》：“究，高也。”轰是死的初文，《说文》：“竞，土高也。”原来“尧”的本义就是高士。据史记载，尧帝又号“陶唐氏”，专家考证，“陶唐”是“高亮之丘”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尧帝大概就是居在高丘的部落酋长；从“尧”宇这一意义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尧帝遭洪水这一历史是可信的。
还有一个“州”宇，甲骨文的写法为“跳”，正像汪洋中的孤岛；《说文》对州作解释说：“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如此说来，上古时水乡泽国中显露的九处可以供人居处生息的高地大概就是古文献所讲的“禹定九州”的依据。
长江是尧帝时发生洪灾的几大河流之一。长江洪水泛滥，其支流清江自然难以幸免。清江发生洪灾，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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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江两岸，带有“坪”、“坝”字的地名比比皆是，如枝拓坪、桅杆坪、固仓坪、州衙坪、龙舟坪、榔坪、贺家坪、高坪、花坪，柏杨坝、崔家坝、龙凤坝，毛坝，等等。《说文》：“坪，地平也。”又《广韵》坝下云：“蜀人谓平川为坝。”这里所说的“蜀人”是以地域而言的；地域概念上的蜀人应当包括巴人。坪、坝音近义同，当可相通。因此，这些带“坝”、“坪”字的地名是巴人聚居之地；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上讲：“巴之本义为坝，《广韵》巴在麻韵、坝在妈韵，巴、坝同音，惟平去稍异。”徐先生认为巴之得名于一种叫做坝的地形，这反映了古代巴人居处方式，即他们多聚居在既可用来耕作，又可避免水患的高平地区。
巴人在坪、坝聚居的方式，在考古上也可得到证实。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清江两岸陆续发现有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多分布在高处：“千鱼坪、和尚坟、资址的沙嘴、桅杆坪和西寺坪。另外，解放后，在千鱼坪和贺家坪出土了具有典型巴文化意义的虎纽镑于，也说明了巴人在依山傍水的高坪居住的特点。
在巴人生活过的清江两岸，我们还可发现巴人巢居的孑遗。据长阳的同志讲，在长阳古树坪，人们发现一枭洞，洞中缝隙处似有古人类“做窝”的痕迹。另外，他们还讲到：在清江香炉石有一颗千年古树，据说500年前死去，被长阳县志称为“千岁木”、当地群众传为“檀香树”。1964年有人爬上树顶，发现残存的陶片。尽管这些陶片有待进一步考证、断代，但树上有人类生活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再结合附近的考古发现，我们还可大胆些推测这是巴人巢居的遗迹。
近些年，湖北省隔河岩清江考古队对香炉石的几处古聚落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夏、早商、商、周时期的遗物近万件，其中就有完好的陶罐、卜骨、贝币及大量的陶片③。这表明香炉石曾是巴人聚居的地方之一。
巴人是居住干栏的民族，这种“升堂脱履、登席脱袜”的席居形式在今日巴人后裔士家族中仍然存在。张良皋先生认为“干栏只能萌生于热带沼泽和河谷。”④巴人建筑干栏民居无疑是抗御自然灾害、适应恶劣生存环境的一项伟大创造。
上古时清江流域泛溢的洪水，一方面给巴人带来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也给世居封闭山区的巴人带来便利的水运条件。他们凭藉这条河流扩大厂同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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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古时，清江首出长江
清江发源于今利川市境内齐岳山西边的溪遗迹，但在其山以东4公里，却有一溪流名大溪(又名黛溪)注人长江。1983年5月，中南民院教授张雄先生实地踏访此处，发现大溪的源头与清江相接。⑤另外，在大溪口左岸的大溪镇，1955年曾在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在瞿塘峡南岸绝壁上有一山洞，名灰甲洞，相传是古代巴族部落的居地，据说洞内曾发现大量巴族遗物⑥。这些可能是廪君巴人西迁途中留下的史迹。
其次，既然讲“夷水出焉”，那么“出”宇当表示长江水部分从大溪沿清江东流。今人难以目睹江水从大溪分流，但在古代这一现象是可能的。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立(荆人鳖令)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这件事在《华阳国志》亦有记载。在开日明氏之前，因为瞿塘峡以下狭窄，水路不畅，故三峡上游水位较高，江水从大溪流入清江是势所必然的。开明氏凿宽江道后，故上游水位下降，江水不再从此处东出，所以放道又成为陆地。同时，长江三峡地区因山崩而形成的回水也可能从大溪这一道分出。《水经注》曰：“江水又东经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也。江水又历峡东经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三峡地区的山崩在历史上屡有发生。山崩时，江水倒流，势必夺路而出，大溪至清江无疑首当其冲。
今天，我们考查一下清江沿岸多“沱”名，也有助于对清江首出长江这一问题的说明。
清江沿岸有不少带“沱”字地名，如：巴王沱、回水沱、沉渣沱、石板沱、鄢家沱、而清江本身在古代也有“江沱”之名。另有一首流传于清江两岸的民谣：“清江滩多水又恶，要过九弯十八沱。大水怕的膀子石，小水怕的猫子滩，七滩八沱共九州，七十二滩到资址”，可见清江沱地沱名很常见。沱是出江人江的支流。《尚书·禹贡》》曰：“沱，潜既道。”《尔稚·释水》云：“水自江出为沱。”在长江中上游两岸，带沱字的地名随处可见，如故陵沱、朱沱、刚沱、石沱、西沱、猫儿沱、莲沱、覃家沱、屈沱，等等。这些地方临近长江，当作过长江东进的歧路。这表明万古长江的水道有过演变。有的江沱可能在历史上作过江水的歧路，后世又失去了这一功能，故只留下沱名；而有的江沱，随着历史沧桑变化，如今又成了长江的主流、正流。《汉书·地理志》云：“荆州江沱自枝江县东分长江东流至江口处入长江。”荆州江沱在汉时还是长江的歧路，而今天起而代为长江正汉。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清江多沱字地名，表明它曾经承担过江水东出这一功能，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长江的故道。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首出长江的清江如今虽然只空余沱名，但人们仍可以沟稽江水“东别为沱”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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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江是巴人的水上通道
清江支流多，径流量大，是世居川鄂湘黔毗邻山区巴人的水上交通走廊。巴人凭借这条要道，东可达富庶的江汉平原，西可通肥饶的四川盆地，同外界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汉。《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载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裁和，是谓巫裁。”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稿，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凰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这里所说的“裁民之国”，任乃强先生认为就是“巫山”。这一带本是贫瘠山地，土质硗薄，但“百谷所聚”、“人们衣食有余，一派歌舞异平的气象，无疑是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巴地鱼盐等资源富饶，又有清江便利的航运，自然熙熙攘攘，社会繁荣。
巴人自廪君以前大概就了清江航运。《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诞即蜒、疆、昼、但、鲍，是水居民族。今岭南的江河沿海地区还有以捕鱼水运为业的强民、理户，他们可能是诞人的后裔。任乃强先生讲：“诞之为族，本以渔业和水运为事，不就农业，故皆水居。”廪君是诞人的后代，习于水运、渔业，故水运渔猎技术高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武落钟离山巴氏王姓竞选部落酋长，进行乘土船和掷剑比赛，廪君因技术高，所以最后赢得了胜利，当上了部落首领。廪君之“廪”宇，不少同志释为“仓廪”，并以此证明巴人已进入农耕社会。而徐松石先生根据壮傣语渭水为廪这一语言现象，解释廪君为水⑨君。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所谓廪君，就是水居民族的部落首领，因廪君发迹于清江武落钟离山，更进一步讲他是清江流域氏族的部落首领。
廪君巴人在武落钟离山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人口本量增长，这里的土地又显得褊小，必须向外拓展。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列传》记载，廪君巴人沿清江西迁，在盐水附近同居注于此处的部落发生争战，最终战胜盐水部落，定都夷城。同时，他又在巴山附近设置捍关。《水经·夷水注》云：“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廪君定都夷城和在清江中游设置捍关，表明这时已完全控制了清江的水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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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楚对清江、长江中上游水道的争夺
清江水道在廪君时代为巴人所控制，这是无疑义的。长江中上游水道在夏商时期也为巴人所据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西陵峡一带进行文物勘查，发现了以三斗坪为代表的夏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并对秭归朝天嘴、路家河、三斗坪遗址进行发掘研究。他们发现这一类文化与江汉地区其他同期的夏商文化迥然有别，并将它命名为“三斗坪类型。”考古专家根据它的自身特点，认为这是浓厚的巴文化因素，有可能是早期巴文化⑩。长江西陵峡两岸具有夏商时期的巴文化因素，这表明长江中上游那时为巴人活动区，是巴人的水上通道。
但是这一地区夏商时期的巴文化因素降至西周时期却为楚文化因素所覆盖。考古工作者对宜昌县小溪口、秭归官庄坪等地西周时期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发现它的文化面貌与楚文化相似或相近，是属楚文化系列。到东周时期，楚文化遗址在这里分布地域更广、时代延续更长，特别是春秋中后期，战国时期遗物犬多⑥。这与《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所说：“楚人灭夔、以夔于归”相印证，表明楚国在西周前后与巴国争夺长江中上游控制权，到春秋中后期，这里已在楚国胶掌之中。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巴楚两国对长江中上游的争夺是激烈的。
公元前703年，巴国似乎还是楚国的附庸，它想与邓国交好，还要取得楚国应允。《左传·桓公九年》》对这件事情有记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据考证，邓国在今湖北襄樊带同一时期出土的多楚文化现象基本一致。
巴楚关于清江水道的争夺同样持续时间长、斗争激烈。
在春秋中期以前，清江是巴人世代经营的家园，故能安然天忧。巴人擅有航运之利，所以一度达到鼎盛时期。但到春秋中后期，与清江相呼应的长江中上游已落入楚人之手，清江也面临威胁，故这一时期，巴人对清江河运极为重视。巴国曾多次派军队出入这条河道，无疑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因为清江对巴国的经济来说是一条生命线。我们考诸《左传》等文献，巴的兵力春秋时屡次出没于现在枝江、松滋、江陵一带，这是巴人保证清江河道畅通的一种主动的、积极措施。清江在巴人的有力保护下，巴人的清江水运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直到公元前377年即楚肃王四年，巴楚联军发动对楚的进攻，占领兹方(即今湖北松滋)后，楚国被迫还击，乘胜攻入清江中游，一直到巴山附近设置“捍关”，巴人才失去这一腹地。这次战役可以说是巴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条为巴人所垄断的生命线一旦被楚夺定后，巴人力量迅速萎缩、国势急剧衰落。巴人被迫从江州迁都于阆中以自保。从公元前377年到公元前368年即楚宣王元年，楚人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索隐》云：楚宣王时，“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楚人的巫郡、黔中郡大致囊括了巴人曾经拥有的清江流域、乌江流域、涪水流域等一大片地区。
也由于巴国两条东出的咽喉水道被楚国切断，巴国只能坐以待毙。从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316年共60年时间，巴国只能局限于川东一隅，四面受敌，历经夏、商、周的故国被强秦灭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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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巴师八国考》，《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②《神秘的长阳》刘洪进主编，内部资料。
③《宜昌日报》1995年12月1日。
④张良皋《三巴寻五帝 百越持三皇》，《理论月刊》1997年第4期。
⑤⑥张雄 黄成贤《“廪君弯”的发源地及迁徒走向考》。《土家簇研究论文选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图书馆编印。
⑦⑧任月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⑨转引自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
⑩⑩高应勤《长江西陵峡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论》，《长江论坛》1997年第5期。
⑩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⑩见《左传·文公十六年》。
⑩《史记·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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