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土家族哭嫁歌研究探索

                                                 土家族哭嫁歌研究探索

    一   
　　
    哭嫁歌是在哭嫁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谣。所谓哭嫁，亦称“哭出嫁”、“哭嫁囡”、“哭轿”、“开叹情”、“啼惨切”，汉、土家、藏、彝、壮等族婚姻风俗，是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它也是一种曾广泛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在我国，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甚为风行；在国外，当作仪礼的哭唱与哀泣，不仅发现于印度，还发现于近代的希腊以及德国一些地方的婚嫁过程中。我国上古典籍中极少有哭嫁的记载，学者们仅从一些只言片语觅其踪迹，如《周易·爻词》中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班如，泣血涟如”，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哭嫁习俗的最早记载，即把这一习俗与掠夺婚联系起来。《礼记》卷第六《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日：‘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先秦存在哭嫁之俗的证据。不过，真正明确记录哭嫁歌的还是南宋时进士周去非《岑外代答》卷四《风土门·送老》，其中说到：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   

　　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   

　　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   

　　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   

　　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

　　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现在，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如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尚有残留现象。   

　　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 (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八十年代在该地许多地方仍然流行“陪十姊妹”风俗。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一首竹枝词：   

　　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   
　　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此外，我们可以从本地区各地方志中了解到土家族哭嫁歌的基本情况。如《利川市志》记载：   

　　本地姑娘出嫁兴“哭嫁”。不哭、哭不好则被认为不吉利，不能干，因此，凡姑娘从小就要学“哭嫁”。“哭嫁”时间一般3～7天，多则长达一月之久，每天傍晚开始，半夜方休，哭时一般都有九个未婚少女陪伴，俗称陪十姊妹。越近嫁期，陪哭者越多，哭声越大。哭爹***恩情，哭姊妹的离别，哭兄弟的情义，哭出嫁后做媳妇的苦楚，其情切切，哭而不哀，以哭代歌，悲喜参半。上轿前夜，姑娘要跪在家亲内戚面前一个一个的哭诉，既道离别，又讨“打发”，通宵达旦，直至次日上轿方掩面收场。

　　三   

　　纵观学界对哭嫁歌的研究，其成果是丰硕的，资料的日趋完备为各种取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逐步深入的各种研究又使我们对哭嫁歌有了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全面的认识。大致来说，前人研究哭嫁歌注重文化事项本身，有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哭嫁歌的蛛丝马迹，有的在哭嫁歌的演唱形式中寻找其艺术特色，有的根据哭嫁歌文本挖掘其社会文化内涵，但这些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哭嫁歌，却很少有人关注哭嫁歌的主体——即创作、演唱、传承哭嫁歌的人。例如，很少有人关注亲自经历过或目睹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记忆，也很少有人将视角定位在哭嫁歌的主体心理上。我们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哭嫁歌研究中的缺憾，不过，这种缺憾倒是留下了哭嫁歌研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研究者可以从主体出发，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对哭嫁歌作更深入地探析。   

　　我们可以从哪里人手呢?因为哭嫁歌从创作、演唱、传承诸方面看基本上是女性的活动，可以说是在土家族社会中一块独特的女性空间，而前人从女性的角度对它进行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上面提到的余咏宇先生从妇女音乐的角度作了研究，不过他关注的焦点在音乐，而不是女性本身)，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是不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女性学研究不断深入，其理论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观念与方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哭嫁歌作女性学的研究，即关注哭嫁歌的主体，从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出发，解析哭嫁歌主体的心理特征，揭示新娘角色转换的深层心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哭嫁歌，同时能增强我们对土家族妇女在社会文化中角色地位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观点与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参照。除了前面提到的角色理论外，结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而形成的社会记忆理论是一套十分有用的研究工具。

    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普遍使用口述的方式来描述人类的基本活动，这是有别于文字记录的对自己群体历史的记忆内容。这些记忆，就是所谓社会记忆或日群体记忆，它既符合个体记忆的一些规律，又具有群体记忆的某些特征。社会记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鲜活性，是它与活动者的紧密联系性。民众往往以最富于活力的语言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昭示着生活的本质。

    因为，无论是有关哭嫁歌的文献记载，还是哭嫁歌文本，它们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静态的展示，所以，要深入理解哭嫁歌，我们就应该到哭嫁歌的行为主体中、到哭嫁歌的生存语境中去探询。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真实地揭示哭嫁歌的意义，尤其是对土家族妇女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探询过程中，角色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的角度与方法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坚持这样的理念，所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对象都应该是人，因此，科学研究的关注点最终要转到人身上。当然，认识事物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具体到哭嫁歌问题上来，对文化事象的描述与分析是研究的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坚实的工作，这为第二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可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结合近几十年来女性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发展出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在新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哭嫁歌的研究将展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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